旅歐期間，梁啟超還參加了正在法國舉行的解決一戰(zhàn)后國際問題的巴黎和會。會上，美、英、法等戰(zhàn)勝國列強不顧中國利益，將原德國在山東的權(quán)益全部交給日本。這讓梁啟超對西方各國大失所望。

　　根據(jù)見聞，梁啟超提出東西文化各有所長，應取長補短，認為“救知識饑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饑荒，在東方找材料”.由此可見，梁啟超對客觀事物的看法并不因循守舊，而是采取寬容、嶄新而開明的態(tài)度。在歐洲游歷期間，他還不失時機地學習了法文、英文、拉丁文。

講學南開 著名立說

　　1912年他從日本回國以后，在北京待了十二天，十九次被請去參加各種應酬活動。他不適應北京的這種政治氣候，感到不勝其擾，決定找個安靜的地方，避免嘈雜，這樣可以有時間來梳理自己的思想。于是，從1915年開始，梁啟超住進天津意租界（今河北區(qū)民族路46號）。他將自己的房子命名為飲冰室。“飲冰”出于《莊子·人世間》：“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nèi)熱與？”比喻自己內(nèi)心對國家、民族的憂慮。梁啟超在這住了將近十五年，直至去世。

　　晚年梁啟超致力于文化教育事業(yè)，長期在南開、清華等院校講學。1917年梁啟超應邀在南開學校演講。當時周恩來正在南開讀書，對梁啟超久已敬仰，他前去聽講并作了認真記錄。梁啟超的演講讓他感到“言若金石，入人腦海”.1921年9月梁啟超在南開大學演講《大學的責任》，11月講《市民與銀行》，1922年2月在開學儀式上講《青年元氣之培養(yǎng)》，7月在暑期班演講《教育家的自家田地》……在幾次公開講演以外，他還講中國文化史，后整理為《中國歷史研究法》，成為史學名著。梁啟超講課很有吸引力，聽講者不僅有南開學生，天津市民數(shù)百人都來聽。梁啟超告訴學生們治學要融匯中西：“不要怕難，奮興起來，一面發(fā)揚我國祖宗傳下來的學業(yè)，一面輸入歐西文化。”他對南開大學倍加稱贊：“我們希望大學辦得歐美那樣好，能發(fā)揚中國固有的學術，不能不屬望于私立的南開大學了。南開師生有負這種責任的義務。如是南開大學不獨為中國未來私立大學之母，亦將為中國全國大學之母。”

　　梁啟超在講學的同時，勤于研究、寫作，先后著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政治思想》等頗有價值的著作。即使在病重期間，他仍從醫(yī)院跑回家，繼續(xù)編寫《辛稼軒先生年譜》。

少年中國 啟發(fā)深遠

　　梁啟超百科全書式的研究以及他在重大歷史關頭的表現(xiàn)，就是高揚革命的民族精神，是希望國家富強、走向振興。這也是他一生從事學術、從事政治最重要的一個動力。比如著名的《少年中國說》，梁啟超以其富有感染力的筆觸，將他振興國家的追求吶喊出來，讀完后讓人有血脈賁張的感受：“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于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這一篇激情飛揚的文章，激勵了無數(shù)有為的年輕人走上報效國家的道路。我們也許可以說，梁啟超的影響超過同時代的任何人。

　　從梁啟超的政治、學術活動中，我們能得到很多啟發(fā)。

　　第一，他的治學精神是我們永遠學習的典范。他求知欲很強，一直追求新鮮的事物，以報人銳敏的眼光掘發(fā)研討，觀察自己認為有價值的事物和人物。清末民初的歷史都活在他的筆下，在研究過程中，每一步驟都是自己操勞。他以言論起家，也以言論揚名于世。他的成功是他刻苦的結(jié)果。他曾講，“責任心”和“趣味”這兩件事情是他生活的資糧。做一件事，認為有價值就應該熱心地去做、獨立思考、批判分析，總會有好的結(jié)果，要有使命感，做一個對社會有益的人。做學問，要成功，沒有僥幸之事。

　　第二，治學要有分析批判的精神。梁啟超曾講：“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他鼓勵人們要多思考，不能盲從。學術是多樣性的，不能以一個人的論斷為準則，應發(fā)現(xiàn)前人未曾發(fā)現(xiàn)的東西。他主張開展批評和討論，在辯論中厘清真理和謬誤。在《思想解放》一文中，他有一段很深刻的話：不能“拿一個人的思想作金科玉律，范圍一世人心，無論其人為今人為古人，為凡人為圣人，無論他的思想好不好，總之是將別人的創(chuàng)造力抹殺，將社會的進步勒令停止了。”他還以漢武帝獨尊儒學，中國學術發(fā)展受到束縛為例，論證自己觀點的正確性。

　　第三，要珍惜時間。他說“天下最可寶貴的物件，無過于時間。因為別的物件總可以失而復得，唯有時間，過了一秒，即失去一秒；過了一分，即失去一分；過了一刻，即失去了一刻。失去之后，是永不能恢復的。任憑你有多少權(quán)力，也不能堵著它不叫它過去；任憑你有多少金錢，也不能買它轉(zhuǎn)來。”他告誡有志于學術的人，要抓住時間，要有遠大的抱負，千萬不要飽食終日，無所作為。

　　梁啟超1922年在南京東南大學演講時說，中國之學術就如礦產(chǎn)，寶藏極富，應用新方法來開掘，新的方法是西方來的……但不是用西方文化來替代中國的舊有文化，而是選出西方文化好的部分，補充我們的文化，造成一種新文化。

　　梁啟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講：“吾儕受外來學術之影響，采彼都治學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絕未注意之資料，映吾眼而忽瑩；昔人認為不可理之系統(tǒng)，經(jīng)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語句，旋吾腦而忽暢。”但也出現(xiàn)了偏差，“吾儕每喜以歐美現(xiàn)代名物訓釋古書，甚或以歐美現(xiàn)代思想衡量古人。”他在《憂國與愛國》一文中嚴肅地告誡學界：“視歐人如蛇蝎者，惟昔為然耳。今則反是，視歐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獻媚之，乞憐之，若是者，比比皆然。”這是愛國的思想發(fā)出的振聾發(fā)聵的聲音。

　　梁啟超的思想和文筆是超群的，他代表了一個時代，他的著作也是一座礦山。他有豐富的生活經(jīng)驗和對現(xiàn)實的觀察、理解。不斷研究梁啟超，發(fā)掘他思想的精華，發(fā)揚民族精神，可以豐富我國的思想文化寶庫，這是無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