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袁世凱降生在河南項城的袁寨。袁世凱出生的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從淮南寄書信到家，向家人報告以重兵攻下了捻軍重要根據地臨淮，捻軍各部潰退，族人都說其命大福大造化大。袁世凱的父親袁保中聞訊大喜過望，因此為兒子取名為“凱”,按照家族“保世克家啟文紹武”的排行，命名為“世凱”.這似乎也在昭示著這個新生男兒一生的戎馬生涯。

    袁世凱從小生活在袁寨。袁寨，是為了避捻軍襲擊、眾志成城保衛(wèi)家族安全的堡壘。寨堡一丈高，寨墻外有深溝環(huán)繞。寨的東北、西北、西南、東南角各有一座炮樓，平時每座炮樓及東西寨門均有衛(wèi)兵值班，幾十名衛(wèi)兵輪流站崗放哨，日夜守護。寨門前架設吊橋，吊橋的升降起伏，是一種既讓人安全又孤立無援的象征。雖然在寨堡里生活相對安穩(wěn)，但是每當捻軍侵擾，征塵狼煙，袁寨中的人就倍感緊張，十五歲以上的男人都要登上炮樓鳴槍放炮以助威，直到捻軍撤退。

    據《容庵弟子記》記載，袁世凱五歲時，被人抱上炮樓觀戰(zhàn)竟面無懼色，我們可以解釋為：人小無所知也就無所畏，天生膽大就處事不驚。相反，袁寨再堅固再森嚴，也抵擋不住時不時心理上的恐慌與失衡。袁世凱從小生活在袁寨就有一種對命運的不安全感、一種家園的不安定感和不確定性，因而向往強勢強權保家護家的和平和安寧。

    幼年的記憶和經歷讓袁世凱在少年述志時即寫下豪邁的詩句：“眼前龍虎斗不了，殺氣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張巨口，一口吞盡胡天驕。”這里的胡天驕，應是借歷史上侵擾中原的游牧民族，代指當時船堅炮利的西方列國。他在二十歲時已經歷兩次科舉落榜，到京城想報捐功名又無望，而這也許是他投筆從戎的契機。

    1882年，他隨吳長慶赴朝鮮平亂，從此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成為一個真正的職業(yè)軍人。

    1883年，袁世凱以通商大臣暨朝鮮總督身份駐扎藩屬國朝鮮，協(xié)助朝鮮訓練新軍并控制稅務。經過在朝鮮十二年的歷練，經過甲午戰(zhàn)爭的大國弱兵的教訓，袁世凱堅信“欲使中國變弱為強，自以練兵為第一件事”.

    1895年12月8日，經慈禧太后批準，光緒皇帝終于頒發(fā)任命，袁世凱成為“新建陸軍”的督辦大臣--中國近代陸軍的創(chuàng)始人。此時，袁世凱年僅三十六歲，事業(yè)如日中天。

    小站練兵是袁世凱個人的抱負與國家的重任利害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開始。

    而天津小站，這個小小的海河小鎮(zhèn)，由于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曾在1895年后的歐美世界地圖中被標記在中國版圖上，這在中國千百個小城鎮(zhèn)中絕無僅有。天津小站從此拉開了北洋軍閥集團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的序幕。

    而北洋集團的重要人物如段祺瑞、馮國璋、徐世昌、曹錕等此時大多都已聚集在袁世凱的麾下，行將主宰中國未來的命運。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以光緒皇帝的名義發(fā)布一道上諭，指出順應改革的主要內容和做法是：“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婆e，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并，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這其實是清政府“新政”推行之信號。

    四天后，袁世凱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新政，向朝廷遞交了著名的《遵旨敬抒管見上備甄擇折》，提出“教官吏”“崇實學”“增實科”“開民智”“重游歷”“定使例”“辨民實”“裕度支”“修武備”等十條建議。

    然而，清王朝已經背負了太沉重的行囊，它像一個病入膏肓的機體需要全方位換血，不僅涉及政治體制，也涉及經濟、金融、軍事、教育各個領域。所以，在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變革當中，袁世凱無疑在各個領域成為推手和領軍人物。而袁世凱處在新舊交替之中，亦不可能脫胎換骨成為徹頭徹尾的新人。

    袁世凱試圖將北洋軍與同盟會和南京的革命力量結合在一起，將新軍和各省的議會結合成全國性的政體，袁世凱這樣的一種立憲程序使得中國避免了一場南北戰(zhàn)爭，也給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創(chuàng)造了一個皇帝和平退位的先例，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袁世凱的左右兼顧，南北擺平，就沒有中華民國。

    但是袁世凱仍然沒有擺脫他所處的時代局限，他的封建皇權意識使他主觀地將中國當時的困局診斷為帝國營養(yǎng)不良癥：缺少的是皇帝。

    帝制失敗后，袁世凱曾要求跟隨自己十幾年的幕僚張一麐起草取消帝制的文稿。當時他說了以下這一段話：“我真糊涂，沒有聽你的話，以至于此。今欲下撤銷帝制令，非你起草不可。”一邊說一邊把王式通所擬的一稿給張一麐看，并說：“我覺得應該直截了當地下令取消帝制，并將推戴書焚毀。”

    張見袁如此說，亦不禁黯然，乃說：“這全是總統(tǒng)受小人的蒙蔽。”袁立即接下去說：“全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