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7月20日，人類終于登上了月球。根據塞爾吉·赫魯曉夫（Sergei Khrushchev,蘇聯前總書記赫魯曉夫之子）的回憶，雖然當年蘇聯所有報刊都登出了這則消息，但大家都不太把它當回事，畢竟這是敵人的勝利，而敵人的勝利就是自己的失敗。既然美國人已經在登月競賽上走快了一步，再派人去干同樣的事情就沒有意義了，蘇聯的登月計劃只好無疾而終。他說：“我父親不能理解克羅列夫（Sergei Korolev,蘇聯太空計劃的前負責人）為什么會輸掉這場比賽……對于阿波羅11號的成功也不愿說得太多。”蘇聯在這次賽局中沉默退場，既不高調頌賀敵手的成功，也不公開坦承自己的失敗，一時間顯得手足無措，顯然沒有面對這等結局的準備。

    另一邊廂，反倒是美國做好了失敗的打算。

    今天回顧當年那場盛事，很多人都會記起美國總統(tǒng)肯尼迪宣布登月計劃時的名言：“我們選擇登月，不是因為它容易，而是因為它困難。”的確，這是一句令人震動的壯語，放諸冷戰(zhàn)時代，它能起到激勵美國民心的效果，是政治上刺激士氣的特級補品。然而，把科學探索當成政治手段究竟是很大的冒險，因為科學研發(fā)從來沒有許勝不許敗的道理。尤其是人類登月這種難度高風險也高的大事，實在沒人可以為它打包票，說它必定會順利成功。

    所以，后來的尼克松總統(tǒng)曾經為那有可能出現的結局準備了一篇寡為人知的演講。在這篇幸好不用宣讀的講辭里，他說：“命運注定了那些探月者要在月球上安息。……他們知道自己沒有回來的希望，但他們也知道自己的犧牲里有人類的希望。……古時，人們仰望星空，在星座里看見他們的英雄；現代，我們同樣如此，只是我們的英雄是有血有肉的史詩人物。……自此之后，每一個在夜晚抬頭注視月球的人都曉得，在那里的某個角落里，有永遠屬于人類的另一個世界。”雖然這篇講辭很動人，但我們無從推測萬一美國人真要聽到它的話會有什么反應。

    十多年后，1986年1月28日，美國的挑戰(zhàn)者號航天飛機在空中爆炸解體，7名太空人全部罹難。這一回，里根總統(tǒng)就真要在電視上向國民發(fā)表備案演講了。首先，他要想辦法安撫學童，因為挑戰(zhàn)者號的其中一位乘員是女教師克麗斯塔·麥考利夫（Christa McAuliffe），她本來要透過轉播給全美學童上一堂太空探索課。數以百萬計的孩子在熒光幕前目睹了這一幕令人震驚的悲劇，里根該對他們說什么呢？

    他說：“我要對那些看過實況轉播的學童說幾句話。我知道這很難理解，但如此痛苦的事情有時就是會發(fā)生。它是探索與發(fā)現過程的一部分。它是獲取機會與擴展人類視野的一部分。未來不屬于懦弱的人，它屬于勇者。挑戰(zhàn)者號的乘員把我們拉向了未來，而我們將繼續(xù)跟隨。”

    不要忘記，當時還是冷戰(zhàn)的時代，太空仍然是雙方的戰(zhàn)場，而且里根還推出了后來拖垮蘇聯財政的“星戰(zhàn)計劃”.這場悲劇攸關國體，他該如何把一次失敗妝補得沒那么慘重，甚至反過來將它變成美國優(yōu)勝之道的另一明證呢？于是在安慰完學童之后，他又意有所指地接著說：“我對于我們的太空計劃永遠有著極大的信心與尊重，今天發(fā)生的事情絕對不會減其分毫。我們不掩藏我們的太空計劃，我們不保守秘密也不隱瞞事實；我們行事光明而且公開。這才是自由之道，而我們從不改變。”換句話說，連一次世所共睹的挫敗，也在里根的詮釋之下成了美式自由的勝利。似乎大家越是看到美國的損失，就越證明它的成就。

    最后，里根以一段充滿宗教情懷的話結束他的演講：“航天飛機挑戰(zhàn)者號的乘員以他們的生存方式榮耀了我們。我們將永遠不會忘記他們，也不會忘記最后一次看見他們時的情景：今天早上，他們預備走上他們的旅程，向我們揮手告別，然后脫離大地執(zhí)拗的束縛飛往天際，撫摸上帝的面容。”

    雖然我從不欣賞里根保守的新自由主義立場，但也不得不佩服他的溝通技巧（里根被美國媒體稱為“偉大的溝通者”）。這篇由佩姬·努南（Peggy Noonan）事先寫好的講辭實在精彩，面面俱到地照顧了各方需要，最后更把哀慟升華到了另一層次，重歸美國基督教精神的本色。挑戰(zhàn)者號事件已經成為現代災難管理的經典個案，事后兩份調查報告顯示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有根本的結構問題，上下溝通脫節(jié)，高層訂下不切實際的目標，漠視了下層技術人員的警告，渾然不把意外當回事。如果說NASA錯在沒有正視失敗的風險，里根那篇演講就勝在做足了功夫，從而發(fā)揮出政治溝通的最大效果，起碼在當時成功轉移了大部分美國人的視點，把一場人為的禍事變?yōu)槊\弄人的悲劇。

    從尼克松那篇派不上用場的講辭到挑戰(zhàn)者號事件的發(fā)生，我們應該關注的重點不在白宮寫手群的技巧高超，而在他們竟然預備了面對失敗的方案。相比之下，當時的蘇聯就給人一種只能成功拒絕失敗的感覺了，幾乎每一次航空挫折，他們都是用不了了之的方式敷衍公眾。凱旋便大事宣揚，遇到問題就裝作什么事情都沒發(fā)生過。久而久之，這便會積累出公眾的懷疑與不信任，喪失掉化解困難的公關先機。不妨大膽地說，冷戰(zhàn)時期的太空競賽其實是兩種態(tài)度的對決，蘇聯那至高無上的領導意志使他們接受不了風險成真的局面，美國高層卻算無遺策地把意外變成反敗為勝的意識形態(tài)工具，哪怕NASA高層的剛愎造成巨大禍害，他們也能設法減低它的負面效應。事情有時候就是這么吊詭，勝利屬于預備認輸的那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