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西安開設第一家鐘表行
時間在滴滴嗒嗒地往前走著。時針和分針，一圈又一圈，不停不歇地往前走著。
在火車通達西安之前，那時西安至潼關之間奔跑著兩輛客貨混裝的長途汽車，車的老板是浙江寧波人，名叫許庸令，人稱許掌柜。許庸令早年在河南老河口開醫(yī)院，后由同鄉(xiāng)舉薦，接管了西安至潼關間的郵件轉運業(yè)務。那時往返西安至潼關間的郵件很少，這樣許庸令也就兼著潼關至西安的客運業(yè)務。由于養(yǎng)著兩掛汽車，許庸令也就在西安城里開設了汽車修理及銷售汽車零部件的業(yè)務。
1931年，許庸令在西安南院門開設了西安城的第一家鐘表行——亨得利鐘表眼鏡公司。鋪面裝飾豪華，堪稱當時西安城頂頂高級的字號。許庸令委任同鄉(xiāng)周傖鏞為經理，并招收了陜籍人李蘊華和屈鴻濤為學徒，幾年以后，李蘊華和屈鴻濤紛紛自立門戶，成為西安鐘表行業(yè)的后起之秀。
1934年冬天，火車通到了西安。一聲汽笛響過，火車轟轟隆隆地開進了西安城，鐵路兩邊的草頂子茅屋有的被火車掀去了頂子，人們抄著手、瞪大了眼睛看著火車從遠處奔來，嘴里不由自已地嘟囔：“好家伙，火車原來是個鐵家伙!”火車真是個好東西，它給千年古都西安城帶來了一次實實在在振興的機會。
在火車通達西安城的這一年，先后響應地方政府“招徠”政策抵達西安城的外埠客商計有千戶之多，他們帶給西安人的不只是嶄新的工藝和手藝，他們讓閉關自守的西安人知道：在皇都之外，世事早已大變。當年來西安的著名商號有：河南商人的“長發(fā)祥”，河北商人的“大千洋鹼”(肥皂)，河北商人的“燕秦制革廠”等等。另外，還有一伙浙江寧波經營鐘表行的掌柜和領東，也搭著火車風塵仆仆地趕到了西安。外省人的行頭和派頭讓西安人開了眼，外省人捎來的貨色更是無奇不有、應有盡有。隨著火車通抵西安，西安城進入了空前絕后的繁榮發(fā)展的歷史時期。好像只是一夜間的事，西安城多了好幾家鐘表行，有浙江寧波人周慶標開設在南院門的“大西洋鐘表行”，有北京人張寅生開設在五味什字的“慎昌鐘表行”。這兩家鐘表行的門樓子一家比一家高級，兩家的內外裝飾都比幾年前開設的亨得利要新穎，而且貨色也遠比亨得利豐富。當時亨得利鐘表行在東大街開設有分號，分號的名字叫“光華鐘表行”，領東是寧波人周倫明。三家鐘表行爭霸西安城，呈三足鼎立之勢。隨后，山東青島的應順昌也來西安湊熱鬧，在東大街開設了“勝利鐘表行”，應時云為掌柜。應時云不肯甘居人后，從店面內外裝修到經營品種，都堪稱新潮海派，他們甚至從上海請來了久負盛名的上海營造廠為其裝修，門廳內外一概歐陸風情，可謂西安城最早的“洋”派建筑。
西安鐘表行業(yè)的“七大行”
到了1945年抗戰(zhàn)勝利之后，西安鐘表行業(yè)由“七大行”結構出了基礎的團隊，這“七大行”依次為——亨得利、亨得利分號、亨達利、慎昌、大西洋、勝利及大西洋總號這七家鐘表行。從“七大行”來陜及在西安古城的發(fā)展，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半個多世紀以來，西安是民族工商業(yè)者發(fā)展壯大的重要碼頭，是內陸城市對沿海先進工業(yè)輸入的重要中轉站，是中國西部商業(yè)至為重要的發(fā)展環(huán)節(jié)。
在舊社會的老西安，有“同行是冤家”的口諺。可是西安“鐘表業(yè)”幾乎是水一色浙江寧波人，他們不但有以鐘表結成的“業(yè)緣”，而且有一層源自同鄉(xiāng)同埠的“鄉(xiāng)緣”，所以，“七大家”雖明爭暗斗，但終未制造出什么事端。甚至在1935年冬天他們還自愿組成了“鐘表業(yè)聯(lián)歡社”。初到西安，“七大家”也有過因價格不統(tǒng)一、哄抬市價以及給顧客說詆毀對方的話等而產生“鐘表行”之間的敵視、仇視現(xiàn)象。多虧寧波籍商人、天華百貨店經理胡永康從中周旋，才終未釀成事端。當時胡永康采取的“說和”方式就是請有矛盾的店東在位于正學街口的中央菜社聚餐，以至最后成為一種鄉(xiāng)約、鄉(xiāng)俗之下的制度。“鐘表聯(lián)歡社”每月聚會一次，輪流坐莊；一方面聯(lián)絡鄉(xiāng)情、行情、感情，另一方面商議統(tǒng)一零售價格，規(guī)定四季營業(yè)時間，未經協(xié)商，不得擅自漲價或減價；不得互挖墻角拉用同行職工等。當時新成立的勝利和亨達利兩家非寧波籍的字號，也應邀加入了“鐘表聯(lián)歡社”。這幾家鐘表行營業(yè)額各自保密，外人不得而知，“聯(lián)歡社”也無權過問，唯亨達利一家位置最佳，門面裝潢美觀，所以，招牌最為響亮。
艱難的時間“履程”
抗戰(zhàn)初期，西安鐘表業(yè)各家字號都在上海駐有“莊客”(采購員)，并可以在上海、天津、青島、煙臺等地采購或進口座鐘、掛鐘，而手表、懷表因我國民族工業(yè)落后，不能自己生產，完全依靠美國、英國以及瑞士等國進口。國產鐘表一般采用鐵路托運到西安，而進口鐘表一概采用郵寄的方法到達西安。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后，戰(zhàn)區(qū)逐漸擴大，東南沿海各省無法通運，西安各鐘表行就先后去成都和重慶開設分行，一為擴大經營，二為便于轉運。當時重慶作為民國政府的“陪都”，設有中德合辦的“歐亞航空公司”，有飛機與香港保持通航。當時大件的座鐘、掛鐘雖因無法運輸而斷檔，但手表、懷表則通過渝、蓉分號的轉運抵達西安；也有偷越日寇封鎖線“跑單幫”的人，從敵占區(qū)捎來手表、懷表，走街串巷，在茶館和車馬店里私下兜售。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同時進攻香港和攻打上海租界。此后，手表貨源徹底中斷。但不久精明過人的寧波籍鐘表商人又開辟出了新的運輸線：先是由越南海防轉運至重慶，然后販運到西安；嗣后，越南被日軍攻占，改由印度加爾各答空運至重慶，然后轉運至西安。這條線路是由美軍開辟出的一條軍事物資供應線，但其中明里暗里不乏空運手表和黃金的飛行人員和地勤人員。這種“軍道”加“黑道”的運輸方法，一直維持到抗日戰(zhàn)爭勝利。西安城雖地處偏狹，但富戶與巨商頗多，這些富戶與巨商自古就有強烈的“斂財”與“納寶”的能力，他們視“羅馬表”、“英納哥”為“硬通”的資本，認為貨真價實的“英納哥”和“羅馬表”具有無限增值的潛在力量。1939年的一塊“英納哥”手表，可以兌換一院四豁頭的大宅院。1948年的一塊“勞萊士”手表，可以換城外的五畝水澆地。在很長一段時期里，進口手表、懷表都明里暗里地充當著以物易物的硬通籌碼，其堅挺程度遠非黃金、白銀所能比。除了進口手表和懷表，當時流行坊間的硬通物品還有石頭鏡。
西安鐘表行的“多種經營”模式
西安鐘表行的“七大家”經營作風堪稱正宗老道，除了明碼標價、貨真價實之外，其經營風度也堪稱老調老派，店東穿皮袍，二掌柜穿蔥白色長衫，三掌柜和相公一律穿寬襟大袖的二馬裾；售出的手表、懷表一律保證終生維修，售出的掛鐘、座鐘保修十年。同時，當時西安的“七大家”也都兼營驗目和配光業(yè)務，兼營唱機唱片。所以，民國時期的“鐘表行”每天從早到晚都很熱鬧。那時的坐商與行商不同，講究“迎來送往”，講究“給顧客摻茶倒水”，鐘表行里老有城里的城紳坐在八仙桌邊聽“戲匣子”(唱機)，聽到關節(jié)處還免不了要炸了腔子似地跟著戲匣子吼上一板亂彈。在民國的時候，由于鐘表行的工資高、伙食好，每到年底還多發(fā)兩個月的工資及一定的“孝賞”（獎金），所以，城里城外的青年人都愿意去“七大行”“頂生意”(工作)。同時，鐘表行在當時無疑是比較文明的行業(yè)，所以，聚集了西安城里說、拉、彈、唱、打球、照相諸方面的人才和能人。
1949年5月20號西安解放。1950年開始對私營工商業(yè)實行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原來的“七大家”鐘表行相繼歇業(yè)和轉業(yè)。亨達利轉業(yè)“西安上海造鐘廠”、享得利與大西洋轉業(yè)紅廟坡螺絲廠、勝利鐘表行在店東的催促下，請求歇業(yè)，得到了政府的允準。嗣后，于1950年7月，由經理應時云領東在東大街案板街口開張大華鐘表行。
1952年成立了“西安鐘表眼鏡同業(yè)工會”，民族資本家應時云出任第一屆主任委員。該“同業(yè)工會”，組織西安城各鐘表行和修表鋪，成立了第一個西安鐘表業(yè)合作社。1954年，鐘表業(yè)率先實行“統(tǒng)購統(tǒng)銷”，至此，西安的“七大家”結束了鄉(xiāng)幫、鄉(xiāng)愿結構出的“鐘表聯(lián)歡社”性質的私營經濟時期，進入了以“東方紅鐘表行”、“華美麗”、“永鳴”等店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鐘表業(yè)發(fā)展時期。
時光飛逝。在我童年居住的大車家巷居住著好幾位“當年把鐘表傳送到西安”的老人，他們厚道木訥的樣子我如今依然記得很清。當年到西安開鐘表行的那些老人，很少再回到他們的故鄉(xiāng)，他們把鐘表傳送到這個城市，然后忠誠于時間，兢兢業(yè)業(yè)干了一輩子，然后就埋葬在我們這個城市。如今他們的子子孫孫依舊生活在古城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