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放馬灘漢墓出土的紙地圖(資料圖)
地下不斷“挺身而出”的證物,揭示了蔡倫之前的造紙術,一次又一次地顛覆著千余年來的“歷史定論”.
直到今天,對蔡倫造紙說,仍然有著不同的表述。
中央電視臺《探索·發(fā)現(xiàn)》,2011年5月播出的人文歷史紀錄片《紙的故事》,延續(xù)傳統(tǒng)提法說,“在中國的四大發(fā)明中,造紙術被認為是典型的技術發(fā)明,它的發(fā)明者是東漢的蔡倫。”
然而,當下正在中學使用的歷史教科書--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課本《中國歷史》,則使用了“蔡倫改進造紙術”的說法。書中寫道,“甘肅天水的一座漢墓里,出土了一張紙。這張紙又薄又軟,紙面平整光滑,上面有墨繪的山、川、路等。據(jù)考證,這是西漢早期用麻做的紙,也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紙。東漢時候,宦官蔡倫總結(jié)西漢以來的經(jīng)驗,用樹皮、破布、麻頭和舊魚網(wǎng)做原料造紙,改進了造紙術。”
那么,蔡倫到底是紙的發(fā)明人,還是改進者?
“紙”墨官司
長期以來,人們認為紙是蔡倫(?-公元121年)發(fā)明的,主要是根據(jù)《后漢書》的記載。
《后漢書·蔡倫傳》說:“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wǎng)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據(jù)此,人們多把蔡倫向漢和帝獻紙的元興元年,也就是公元105年,作為蔡倫發(fā)明造紙術的年份。
《后漢書·蔡倫傳》的作者范曄(公元398年-公元445年),是生活在南朝宋文帝時期的一位學者。公元432年,范曄被貶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任太守,借修史寄托志向,寫作《后漢書》。這時距離蔡倫去世(公元121年)已經(jīng)三百多年了。
范曄寫《后漢書》的大部分原始史料,來自東漢官修史書《東觀漢記》?!稏|觀漢記》是東漢漢明帝劉莊在位時期(公元58年-公元75年),由大學士劉珍、班固等人執(zhí)筆編寫的國史。其中蔡倫傳這一篇,又是后來崔寔、曹壽和延篤等三人奉東漢漢桓帝之命在公元151年補寫的。這時距離蔡倫去世才30年。作者跟蔡倫是同時代人,因此有學者認為,《東觀漢記》記述的內(nèi)容應該是真實可信的。
但是,《東觀漢記》原書共有143卷。歷經(jīng)幾個朝代之后,大部分已殘缺散佚。唐朝還保留了一百二十多卷,宋朝僅剩下8卷,到元朝時這本書已經(jīng)消亡了。明清只有輾轉(zhuǎn)相傳的輯錄本?,F(xiàn)在人們看到的《東觀漢記·蔡倫傳》是清朝乾隆年間姚之骃編定的《四庫全書》中的輯本。這個輯本又是從《永樂大典》中轉(zhuǎn)引來的。
有趣的是,這個輯本并列了兩種不同的說法:一個是(蔡)倫典上方造意用樹皮……造紙;另一個是蔡倫典尚方作紙。“典”是主管的意思。“上方”和“尚方”相同,指宮廷御用的作坊。“造意”是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意思。意思是說,蔡倫主管皇家作坊工作期間,生產(chǎn)制作了紙張。這兩個說法,一個說他造意,一個沒說。由此造成了長期爭論的局面,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有人認為,要查《東觀漢記·蔡倫傳》的原文,必須撇開明清輾轉(zhuǎn)相抄的輯錄本,直接從隋唐的古籍中尋找線索。因為那時的《東觀漢記》跟漢朝原本是比較接近的。如果拿隋朝《北堂書鈔》、唐朝《藝文類聚》和《初學記》等書所引用的《東觀漢記·蔡倫傳》中的文字,跟《后漢書·蔡倫傳》相對照,它們在內(nèi)容上和提法上確有不同。隋唐時期學者引用的《東觀漢記·蔡倫傳》原文文字簡潔,而范曄所寫的文字詳盡;前者無“造意”二字,后者卻有“造意”二字。據(jù)此,有學者認為范曄寫《后漢書·蔡倫傳》可能有失真之處,甚至有部分虛構和杜撰的嫌疑。
到了唐朝以后,更是有不少人對蔡倫發(fā)明造紙術提出異議。
唐朝張懷瓘在《書斷》中寫道:“漢興,有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為之。”意思是,早在漢朝初年,就已經(jīng)用紙逐漸代替竹簡做書寫材料了。到東漢和帝年間(公元105年),蔡倫領導皇家作坊里的工匠,改進和提高了造紙技術。
北宋陳槱在《負暄野錄》中說,“蓋紙,舊亦有之。特蔡倫善造爾,非創(chuàng)。”
南宋史繩祖在《學齋拈畢》中認為,“紙筆不始于蔡倫、蒙恬,……但蒙、蔡所造精工于前世則有之,謂紙筆始于此二人則不可也。”
《資治通鑒》中引用毛晃的話說得更加明白:“俗以為紙始于蔡倫,非也。”
但是,也有很多人堅持認為《后漢書》的記載是準確的,《后漢書》里的蔡倫傳不可信的說法,缺乏深入考證。
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后漢書》和《東觀漢記》里蔡倫傳的記載,經(jīng)過查對《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輯出的原文,兩相對照,文字大體相同。而記載中“造意”二字就意味著發(fā)明創(chuàng)造。而且,蔡倫一度被視為罪人,冤死30年之后才恢復名譽,誰敢貿(mào)然不如實地給他立傳?更談不上夸大其詞地頌揚他了。因此,以記載蔡倫造紙最早的史書為依據(jù),說他是我國造紙術的發(fā)明者,并不過分。
要么古籍上保存的古代造紙信息不夠全面、系統(tǒng);要么史書已經(jīng)散佚、殘缺;要么今天收藏的古籍,在漫長的流傳過程中,因為復述有誤,抄錯了字甚至故意篡改等原因,跟原文有出入。正如孔夫子所感嘆,“文獻不足證也”.
這時,地下不斷“挺身而出”的文物,就成為探索“蔡倫以前是否有紙”最可信的依據(jù)。
毀于戰(zhàn)火的孤證
1933年夏天,考古學家黃文弼受國民政府教育部派遣,率西北科學考察團至新疆考察。在新疆羅布淖爾漢代烽燧遺址里,首次發(fā)掘出一片西漢紙。
黃文弼在發(fā)掘報告中對這張紙做出如下描述:“麻質(zhì),白色,作方塊薄片,四周不完整”,“質(zhì)甚粗糙,不均凈,紙面尚存麻筋,蓋為初造紙時所作,故不精細也。”
“麻是植物纖維。”北京工商大學教授劉仁慶向本刊介紹,“判斷是不是紙,主要看是不是植物纖維。植物纖維就是紙,動物纖維則是絲質(zhì)品。”
“麻質(zhì),說明是紙。” 這位長期從事造紙教學和研究的造紙界學者作出如是判斷。
和這張麻紙一起出土的,還有黃龍元年(公元前49年)的木簡。黃龍是西漢漢宣帝(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的年號。因此黃文弼認定,“此紙亦當為西漢故物也。”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