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放馬灘漢墓出土的紙地圖（資料圖）
地下不斷“挺身而出”的證物，揭示了蔡倫之前的造紙術，一次又一次地顛覆著千余年來的“歷史定論”.
直到今天，對蔡倫造紙說，仍然有著不同的表述。
中央電視臺《探索·發(fā)現(xiàn)》，2011年5月播出的人文歷史紀錄片《紙的故事》，延續(xù)傳統(tǒng)提法說，“在中國的四大發(fā)明中，造紙術被認為是典型的技術發(fā)明，它的發(fā)明者是東漢的蔡倫。”
然而，當下正在中學使用的歷史教科書--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課本《中國歷史》，則使用了“蔡倫改進造紙術”的說法。書中寫道，“甘肅天水的一座漢墓里，出土了一張紙。這張紙又薄又軟，紙面平整光滑，上面有墨繪的山、川、路等。據(jù)考證，這是西漢早期用麻做的紙，也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紙。東漢時候，宦官蔡倫總結(jié)西漢以來的經(jīng)驗，用樹皮、破布、麻頭和舊魚網(wǎng)做原料造紙，改進了造紙術。”
那么，蔡倫到底是紙的發(fā)明人，還是改進者？
“紙”墨官司
長期以來，人們認為紙是蔡倫（？-公元121年）發(fā)明的，主要是根據(jù)《后漢書》的記載。
《后漢書·蔡倫傳》說：“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wǎng)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據(jù)此，人們多把蔡倫向漢和帝獻紙的元興元年，也就是公元105年，作為蔡倫發(fā)明造紙術的年份。
《后漢書·蔡倫傳》的作者范曄（公元398年-公元445年），是生活在南朝宋文帝時期的一位學者。公元432年，范曄被貶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任太守，借修史寄托志向，寫作《后漢書》。這時距離蔡倫去世（公元121年）已經(jīng)三百多年了。
范曄寫《后漢書》的大部分原始史料，來自東漢官修史書《東觀漢記》?！稏|觀漢記》是東漢漢明帝劉莊在位時期（公元58年-公元75年），由大學士劉珍、班固等人執(zhí)筆編寫的國史。其中蔡倫傳這一篇，又是后來崔寔、曹壽和延篤等三人奉東漢漢桓帝之命在公元151年補寫的。這時距離蔡倫去世才30年。作者跟蔡倫是同時代人，因此有學者認為，《東觀漢記》記述的內(nèi)容應該是真實可信的。
但是，《東觀漢記》原書共有143卷。歷經(jīng)幾個朝代之后，大部分已殘缺散佚。唐朝還保留了一百二十多卷，宋朝僅剩下8卷，到元朝時這本書已經(jīng)消亡了。明清只有輾轉(zhuǎn)相傳的輯錄本?，F(xiàn)在人們看到的《東觀漢記·蔡倫傳》是清朝乾隆年間姚之骃編定的《四庫全書》中的輯本。這個輯本又是從《永樂大典》中轉(zhuǎn)引來的。
有趣的是，這個輯本并列了兩種不同的說法：一個是（蔡）倫典上方造意用樹皮……造紙；另一個是蔡倫典尚方作紙。“典”是主管的意思。“上方”和“尚方”相同，指宮廷御用的作坊。“造意”是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意思。意思是說，蔡倫主管皇家作坊工作期間，生產(chǎn)制作了紙張。這兩個說法，一個說他造意，一個沒說。由此造成了長期爭論的局面，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有人認為，要查《東觀漢記·蔡倫傳》的原文，必須撇開明清輾轉(zhuǎn)相抄的輯錄本，直接從隋唐的古籍中尋找線索。因為那時的《東觀漢記》跟漢朝原本是比較接近的。如果拿隋朝《北堂書鈔》、唐朝《藝文類聚》和《初學記》等書所引用的《東觀漢記·蔡倫傳》中的文字，跟《后漢書·蔡倫傳》相對照，它們在內(nèi)容上和提法上確有不同。隋唐時期學者引用的《東觀漢記·蔡倫傳》原文文字簡潔，而范曄所寫的文字詳盡；前者無“造意”二字，后者卻有“造意”二字。據(jù)此，有學者認為范曄寫《后漢書·蔡倫傳》可能有失真之處，甚至有部分虛構和杜撰的嫌疑。
到了唐朝以后，更是有不少人對蔡倫發(fā)明造紙術提出異議。
唐朝張懷瓘在《書斷》中寫道：“漢興，有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為之。”意思是，早在漢朝初年，就已經(jīng)用紙逐漸代替竹簡做書寫材料了。到東漢和帝年間（公元105年），蔡倫領導皇家作坊里的工匠，改進和提高了造紙技術。
北宋陳槱在《負暄野錄》中說，“蓋紙，舊亦有之。特蔡倫善造爾，非創(chuàng)。”
南宋史繩祖在《學齋拈畢》中認為，“紙筆不始于蔡倫、蒙恬，……但蒙、蔡所造精工于前世則有之，謂紙筆始于此二人則不可也。”
《資治通鑒》中引用毛晃的話說得更加明白：“俗以為紙始于蔡倫，非也。”
但是，也有很多人堅持認為《后漢書》的記載是準確的，《后漢書》里的蔡倫傳不可信的說法，缺乏深入考證。
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后漢書》和《東觀漢記》里蔡倫傳的記載，經(jīng)過查對《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輯出的原文，兩相對照，文字大體相同。而記載中“造意”二字就意味著發(fā)明創(chuàng)造。而且，蔡倫一度被視為罪人，冤死30年之后才恢復名譽，誰敢貿(mào)然不如實地給他立傳？更談不上夸大其詞地頌揚他了。因此，以記載蔡倫造紙最早的史書為依據(jù)，說他是我國造紙術的發(fā)明者，并不過分。
要么古籍上保存的古代造紙信息不夠全面、系統(tǒng)；要么史書已經(jīng)散佚、殘缺；要么今天收藏的古籍，在漫長的流傳過程中，因為復述有誤，抄錯了字甚至故意篡改等原因，跟原文有出入。正如孔夫子所感嘆，“文獻不足證也”.
這時，地下不斷“挺身而出”的文物，就成為探索“蔡倫以前是否有紙”最可信的依據(jù)。
毀于戰(zhàn)火的孤證
1933年夏天，考古學家黃文弼受國民政府教育部派遣，率西北科學考察團至新疆考察。在新疆羅布淖爾漢代烽燧遺址里，首次發(fā)掘出一片西漢紙。
黃文弼在發(fā)掘報告中對這張紙做出如下描述：“麻質(zhì)，白色，作方塊薄片，四周不完整”,“質(zhì)甚粗糙，不均凈，紙面尚存麻筋，蓋為初造紙時所作，故不精細也。”
“麻是植物纖維。”北京工商大學教授劉仁慶向本刊介紹，“判斷是不是紙，主要看是不是植物纖維。植物纖維就是紙，動物纖維則是絲質(zhì)品。”
“麻質(zhì)，說明是紙。” 這位長期從事造紙教學和研究的造紙界學者作出如是判斷。
和這張麻紙一起出土的，還有黃龍元年（公元前49年）的木簡。黃龍是西漢漢宣帝（公元前73年-公元前49年）的年號。因此黃文弼認定，“此紙亦當為西漢故物也。”
(責任編輯：陳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