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水是嘉陵江上游的支流，它發(fā)源于甘肅天水縣的齊壽山（古名山番冢山），經小天水、羅家堡與峁水河相會后，東南流經禮縣全境再折而東行，穿過西和縣南部，沿成縣、康縣交界線繼續(xù)東流入陜。漢代以前尚無嘉陵江之名，那時西漢水在今陽平關附近與沔水（今勉水）相通，乃漢水上游兩條主要支流西面的一條，故名“西漢水”,當時是西北地區(qū)非常重要的河流。在今禮縣永興地區(qū)的西漢水北岸，有一座算不上高峻的大堡子山。像隴南地區(qū)許許多多山包一樣，大堡子山從未引起世人的關注。它默默地俯視著滔滔西去的西漢水，一條建國后修筑的公路從它的腰部盤繞而過。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誰都不曾想到，被歷史的積塵掩埋了兩千七百多年的秦先公西垂陵園，就坐落在這個土山包頂部的緩坡上。大堡子山深深隱藏著一段失落了的歷史，這個巨大秘密的被揭示，成為九十年代甘肅文博領域最具轟動性的事件。
頗含諷刺意味的是，秦先公西垂陵區(qū)的發(fā)現，并非考古學界的業(yè)績，而竟是當時十分猖獗的盜墓邪風的產物。當人們開始關注此事時，該陵區(qū)所出大量珍貴文物已出現在紐約、巴黎、倫敦以及中國、臺北和香港等地，令文化界人士扼腕頓足，震驚不已。盡管如此，這一發(fā)現的重大意義仍不容低估，發(fā)現本身意味著歷史的再現，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事后有關方面采取了許多積極措施，追回了部分被盜掘的文物。省、縣兩級文博部門對該陵區(qū)及附近秦墓群先后兩次進行了搶救性發(fā)掘，取得了不少收獲。一些關心我國文化事業(yè)的著名學者，如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李學勤先生，陜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長韓偉先生等，又將該陵區(qū)所出而被盜賣至海外文物的信息資料，向國內學術界作了介紹。著名青銅器專家、上海博物館長馬承源先生，還用重金設法將某些文物購回。甘肅省博物館也曾多方籌資，陸續(xù)征集了許多因該陵區(qū)流散到社會上的文物。正國為這樣，今天我們才能對該陵區(qū)的性質、時代和規(guī)模，作出基本判斷；進一步的研究工作已在省內外文博界展開。
秦人本為贏姓東夷族的一支，在我國中原地區(qū)進入文明時代前夜，由于各主要部族集團發(fā)生大沖突、大動蕩、大融合而導致的部族大流徙過程中，贏姓秦人西遷至關隴地區(qū)?！妒酚?middot;秦本紀》說，最晚在秦先祖中潏時，已“在西戎，保西垂。”這個“西垂”,并非如某些學者所說的是泛指“西部邊陲”.實乃秦人活動的中心城邑。此邑曾被當時在關隴地區(qū)勢力熾盛的大戎族長期占領，故又有“犬丘”或“西犬丘”之名。中潏的后裔大駱，即以西垂為都邑，領導著一個尊西周王朝為盟主的小氏邦。大駱的嫡子名成，庶子名非子。非子善養(yǎng)馬，被周孝王臺去服務，畜馬于“汧渭之間”,即今陜西汧水與渭河交匯的寶雞以西地區(qū)。因他為王室畜馬有功，后來就由孝王做主，從大駱家族中別宗分支，以“附庸”身份被封在汧渭之間的秦地，“秦”之名由此開始。再后來，由于西周王朝的衰落，非子一族難以立足于王畿之內?？赡芫驮谥軈柾跄┠甑纳鐣觼y中，這支秦人被迫西遷至隴上，在今甘肅張家川、清水一帶繁衍生息。而“秦”之地名，也按當時部族遷徙的通習，隨族眾而轉移至隴上。秦人在隴上的力量日漸狀大，而且此后再未放棄過對該地區(qū)的控制，故汧渭之間的“秦”漸被淡忘，而隴上之“秦”卻名顯于后世。居于西垂地區(qū)的嬴人支族首領是秦仲，周宣王升封秦仲為大夫，鼓勵他討伐犬戎。結果秦仲戰(zhàn)敗被殺。秦仲有以莊公為首的五個兒子，要為其父報仇。周宣王派兵七千，支援他們繼續(xù)與犬戎斗爭，終于打敗了犬戎，收復了西垂地區(qū)。從此隴上秦地與西垂地區(qū)聯(lián)成一片，秦莊公因此也便有了“西垂大夫”的稱號。秦人力量空前壯大，政治中心復歸于西垂，西垂在秦人心目中始終具有祖邑邦基的地位。
那么，這個“西垂”究竟在何處呢？就是漢代的“西縣”,位于“天水西南一百二十里”處。漢代西縣縣治，即諸葛亮北伐初出祁山，因街亭失利而匆匆撤兵時所“拔”之西城，其地望不出西漢水中游今禮縣、西和縣交界地區(qū)。具體說，應在永興、長道二鎮(zhèn)附近。西和河（西建安水）在此與西漢水匯合，形成了一片水土肥美的河谷盆地。這里山川交錯，形勢開闊，氣候溫潤，宜濃宜畜，自古至今為物產豐饒、人煙稠密的繁盛地帶。以出產井鹽著稱于古今，又以騾馬集散地聞名遐邇地的鹽關鎮(zhèn)（古鹵城），乃這一河谷盆地的東大門，而大堡子山則守其西隅，易守難攻的祁山雄踞其中。在先秦乃至漢魏，這一地區(qū)一直是東進關中、北襟河渭、南控巴蜀、西聯(lián)諸戎的咽喉要沖。這正是古代方國立邑建都的佳地勝境。大堡子山秦公陵園的發(fā)現，無疑使西垂古邑地望更加明朗化。大堡子山距永興、長道約七八華里，這正是先秦方國選擇族塋的合理距離。大堡子山又在永興、長道之西，合于《史記》秦國早期幾位先公“葬西山”的記載。
大堡子山陵區(qū)所出眾多器物中，目前已知銘文顯示為秦公作器者，至少在15件以上，這里為秦公陵園是確鑿無疑的。那么，這里埋葬著是一位還是數位秦公呢？秦公又是誰呢？甘肅省考古研究所曾對該陵區(qū)進行過搶救性發(fā)掘，共清理小墓九座，大墓兩座（中字形、目字形各一），車馬坑（曲尺形）兩座。由此初步推測，這里可能是兩位秦公的陵園。從所出器物工藝水平與紋飾、銘文風格看，存在明顯的差距，決非一時之物。如有的制作精致，有的則較粗糙；有的含西周晚期的意蘊較濃，有的則更多地顯示春秋早期的特征；銘文有鑄成者，有鏨刻者；“秦”字有的含“曰”,有的省“曰”等等。它們應出自不同的墓葬。從文獻記載看，秦人祖先具有“公”的身份而又明確是葬于西垂的，共有四位，而其中可能性最大的是襄公和文化父子二人。那些時代略早，制作又較粗糙的器物，可能出自襄公之墓；而那些時代較晚，制作又很精美的器物，則可能出自文公之墓。襄公是秦第一個受封為“公”的國君，但他封“公”后，僅五年便死于征伐犬戎的戰(zhàn)場上。是時秦之國勢尚不穩(wěn)定，還難以掌握純熟精巧的青銅鑄作技術；襄公喪事又極倉促，來不及作充分準備，故對隨葬品的精美程度，不可能刻意追求。文化則全然不同。文公時代秦國不僅徹底打敗了戎人，且已牢固地控制了關中。文公在位五十年，他越隴遷汧，辟疆拓域，循先祖之蹤，承周人之業(yè)，奠定了秦國東向發(fā)展、日后逐鹿中原的基石。他又建立史官制度，重視民眾教化，嚴格刑律法規(guī)，強化了國家體制?？傊?，文公時代是秦國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均獲空前發(fā)展的時代。文公本人又是一個極重權位、聲譽，虔奉神祖的國君，故其陵墓葬品之豐美、氣魄之宏大，自非其父襄公所能比。而且，文公之葬與襄公之葬時隔五十年，只有這種較長的時差，方能顯示出器形、紋飾與銘文風格的變異。因此我們認為，大堡子山陵墓的墓主，很可能是秦襄公和秦文公。下面介紹這里出土的文物。
重鱗紋秦公鼎
鼎原本是一種烹飪器，后來發(fā)展為古代貴族社會青銅禮器中的主要食器，在祭祀或宴享時用以盛放肉類。因此鼎最能反映主人的身份和權力，成為“明尊卑，別上下”的實物標志，甚至成為國家政權的象征。周代形成了一套嚴格的用鼎制度，即依據貴族的等級，規(guī)定其所享用的鼎數，并以鼎為主體，配置其他食器。如天子用九鼎、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等等。一般情況下，大小不等的若干鼎并陳使用，稱為“列鼎”.大堡子山秦公陵區(qū)出土鼎甚多，也均大小不一，合乎周制。
此鼎高41厘米，耳寬42.3厘米，腹徑41厘米，口微斂，折沿平唇，寬厚方立耳略外傾，淺垂腹，平底，三蹄足帶扉棱。頸部飾含目竊曲紋，頸以下飾三排垂覆式重鱗紋，耳飾長短時間的重鱗紋，足上部飾變體獸面紋。器腹內壁有兩行六字刻銘：“秦公作鑄用鼎”,“秦”字下部雙禾而省曰。這種寬垂腹、粗蹄足、方立耳鼎式，為西周后期到春秋早期的器型，腹壁垂斜度特大而腹特淺，則為秦鼎常見特征。主飾重鱗紋及足部之扉棱，都顯示出此鼎為該陵區(qū)器物中時代較早者。
此鼎以及該陵區(qū)所出其他青銅器表明，從鑄作工藝到形制類型，秦人皆師法周人。尤其是紋飾與銘文風格，幾乎全是對周器的承襲。只不過那時秦上升為諸侯的時間尚短，其青銅鑄造技術還未臻成熟，沒有完全掌握周人已相當熟練的內范懸浮法，器底墊片較多，器壁厚薄欠均勻，紋飾與銘文也缺優(yōu)秀周器那種流暢典雅的神韻。但主要紋飾采用竊曲、重鱗、波帶、獸面等，卻完全是當時周器流行的紋樣。銘文風格同西周晚期字體略有差別，布局也不十分規(guī)整，但筆勢勁挺，字態(tài)秀麗，已無波磔，與西周器《虢季子白盤銘》的風姿一脈相承，實開日后玉箸體的先河。
波帶紋鼓腹鼎
鼎高20.5厘米，口徑23.1厘米，折沿平唇，口微斂，方立耳，鼓腹，淺腹，淺弧壁，圓底較平，三蹄足。腹壁上層飾含目竊曲紋，下層飾波帶紋，兩耳飾重鱗紋，蹄足上部飾獸面紋。此鼎淺腹、粗蹄足，體現了春秋秦器的基本特征。紋飾頗具個性：其竊曲紋雖含目，但目形之左右圖像并不對稱，細審之，實乃一變體鳳鳥形象，只不過夸張了其華麗修長的冠羽而已。足上部所飾獸面紋構圖繁復，全無商周時代獸面紋恐怖神秘的氣氛，已呈明顯的圖案化傾向。這在某種程度上顯示，秦人的青銅工藝雖襲周之傳統(tǒng)，但在器型與紋飾上已有變化，正在形成秦人自己的特色。
蟠（蟲兀）紋、鳳鳥紋編鐘
編鐘是盛行于周代的一種打擊樂器，分斜掛的甬鐘和直懸的紐鐘兩類，后者時代晚于前者。編鐘的基本形式是有一個含瓦形扁體共鳴箱。一般編鐘都有兩個敲擊點。產生不同音頻的兩個音，一個音在鼓部中心位置發(fā)生，一個音在鼓側發(fā)生。這樣，在鐘的枚數較少時，亦可秦出較完整的音階。大小不同的幾枚鐘，按次序配列為一組，故稱“編鐘”.早期的編鐘，多以三枚為一組；后來枚數漸增，甚至有十余枚為一組者。秦人西垂陵區(qū)所出這套編鐘共9枚，分組情況不明。依次察其尺寸比例，疑其間尚有缺失者。
最大一鐘，高25.5厘米、銑距16.8厘米、舞寬14.7厘米；最小一鐘高14.5厘米、銑距9.7厘米、舞寬8.5厘米。這是一套闊腔短紐淺于式編鐘，鐘體寬而于弧淺，扁方體矮紐，三排乳枚間夾兩條篆帶。篆帶飾細密的蟠（蟲兀）紋，鼓部正中飾圖案繁麗的對鳳紋，紐上飾類似蟠（蟲兀）紋的雙線對曲紋。一般認為，蟠（蟲兀）紋飾大量出現在春秋中、后期，但秦國的情況較特殊，春秋早期的秦器上，即常用勾連狀蟠（蟲兀）紋。這套編鐘即為一例。秦人為東夷鳥圖騰部族的后裔，秦文化中表現出鮮明的鳥崇拜情結，故秦人器物上喜用鳳鳥紋飾，在鐘、（钅甫寸）等樂器上尤為多見。這套編鐘鼓部飾對鳳紋，亦為一例。此鐘鉦面除銹頗重，細察似有銘文隱痕。鑒于編鐘系公安部門在陵區(qū)當地的繳獲品，故有可能是盜墓者因除銹方法不當而將銘文給“除”掉了。
蟠螭紋、獸面紋（車口）轄
馬車在古代上層社會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先秦，貴族們作戰(zhàn)、巡行、出訪以及日常社交活動，都離不開馬車。當時盛行車服制度，馬車的規(guī)格與裝飾被劃分為若干等級，人們只能按自己的身份乘用相應的馬車。因此，馬車和青銅禮器一樣，也是貴族們顯示地位與權力的標志。馬車的關鍵部位是輪與軸承。為了保護、加固軸頭而套裝在車軸兩端的筒形器，叫作“（車口）”;（車口）和軸端有長方形橫穿孔，插入此橫穿孔將（車口）固定于軸端的條狀器，叫作“轄”.（車口）轄配合使用，除了保護軸頭外，還起防止車輪脫落的作用。
這是一對春秋前期的青銅（車口）轄。（車口）長13.2厘米、口徑5.5厘米、轄長11.2厘米。（車口）中部飾三周橫溝紋，（車口）端飾一周橫列式重鱗紋，橫溝紋與重鱗紋之間，飾蟠螭紋。轄的銷擋鑄作有角的獸首，銷尾為斜面。秦人自古以善畜馬御車著稱。對馬車的制作與使用，有久遠的傳統(tǒng)。兩座秦公墓皆配有規(guī)模相當大的車馬坑，其中一座車馬坑長達110米。在西漢水南岸圓頂山秦墓區(qū)發(fā)掘的中型貴族墓，也配有車馬坑。所以，流散于社會并常見于文物店柜攤點的秦車馬飾件，數量甚多。其類型之紛繁，制作之精巧，常令人驚嘆不已。
口唇紋羽瓣形金飾片
韓偉先生曾在1995年第6期《文物》上撰文，介紹他在巴黎所見出土于禮縣大堡子山秦公陵墓的一對金虎和各種金飾片。其中有8件金飾片為（氐鳥）梟形，高達52厘米，寬32厘米。（氐鳥）梟鉤喙、環(huán)目、凸胸、屈爪，通體飾變形竊曲紋。余為多種形制與紋飾的小型金飾片，有口唇紋鱗形者，有云紋圭形者，有獸面紋盾形者。據說數量甚多，僅韓先生過目者即有34件。韓文發(fā)表后在文博界引起不小的轟動，秦西垂陵區(qū)問題開始受到社會關注。這類小型金飾片，甘肅省博物館也陸續(xù)征集到近20件，甘肅省考古研究所對該陵區(qū)進行清理時，又獲得盜余的金飾片7件。它們大小不一，一般長度在7.5至12.5厘米間，寬度在3.8厘米至9厘米間；最小的一種飾豎條紋，長4.2厘米、寬1.1厘米。在以上所述三批已知的金飾片中，以口唇紋羽瓣狀（即韓文所謂“鱗形”）形制所占比重最大。這里所介紹的即為此類金飾片中的一件，它長11.9厘米、寬8.8厘米，略呈長方形、但有一短邊作流波狀，恰似四則運算算式中的大括弧。與之相對的平邊一端的兩角處有不規(guī)則穿孔，顯然是曾被釘于木質器物上而留下的釘痕。片內以沖壓技法造紋飾，外層飾兩周與金片輪廓平行相似但一端不封閉的口唇紋，內飾兩組重環(huán)式口唇紋。一角存有朱砂殘跡。
這些金飾片，雖經兩千七百多年的黃土埋蝕，如今仍熠熠耀目。它們是秦公棺槨上巨大金鷙飾形的組成部分。韓偉先生介紹的（氐鳥）梟形金片，其實只有金鷙的頭，胸部，而鳥身與鳥尾的羽瓣，則由許多口唇紋鱗形金片松成?？梢韵胂?，當年由它們組合而成、飾于槨面的一對對大型金鷙，是多么輝煌壯觀！如此華貴、燦爛而獨特的槨飾，只能用秦人的鳥圖騰崇拜來解釋。這些金飾片隱含了秦人卵生的遠古神話，為秦人的族源作了最具說服力的實物印證。
西垂陵區(qū)所出數量驚人的金飾片，除了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外，還啟發(fā)我們思考秦人所用黃金的來源問題。從今日礦產分布情況看，西漢水流經的禮縣、西和縣，乃至范圍更廣一點的白龍江流域，是產黃金的，而且是產較易于發(fā)現和開采的沙金。據此推測，秦人飾片使用的金子有可能是附近生產的。
云紋圭形金飾片
此片長13.4厘米、闊端寬7.1厘米。窄端為兩斜邊構成的大鈍角，呈玉器中的圭形，但圭首不甚規(guī)整。片中部突起縱向微棱，以中棱為軸，用沖壓法對飾兩組簡潔的云紋。四角無釘孔，用途不明。金片正面涂有朱砂，殘存十分明顯。在某些隨葬品上涂抹朱砂，是秦人墓葬中多見的現象。
據《隴上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