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媒體報道，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實施以來，全國一次性減少13萬余個領導小組和議事協(xié)調機構，比如僅湖南就減少1.3萬余個，江蘇、內(nèi)蒙古分別減少8472個和8081個。既然是減少機構，也可以視為一次機構改革行動。不過，這次改革所針對的領導小組和議事協(xié)調機構，并非常設機構，而屬于臨時性機構。所謂領導小組和議事協(xié)調機構，基本不具有正式編制，是根據(jù)某項任務或某個目的臨時組建的工作班子。就不占編制而言，這種臨時性機構似乎并沒有什么負面效應，不過就是臨時增加塊牌子而已。上世紀90年代前半期，這種臨時機構的工作人員基本都有自己在常設機構的正式編制，在臨時機構屬于暫時調用、借用，政府在總體上并沒有增加人員開支，但90年代后半期發(fā)生了變化，臨時機構開始越來越多使用臨時工、聘用人員，也即不管采用什么曖昧的名義，實際上就是有了自己專門的工作隊伍并進行經(jīng)費列支，與常設機構對比主要是人事性質的區(qū)別，類似于國有企業(yè)與集體企業(yè)的分別而已。

　　

　　這種臨時性機構并非一無是處，它彌補了常設機構的不足，但臨時性機構之是，也恰恰是常設機構之非。臨時性機構的設置、存在越具有合理性，就越證明了常設機構設計、設置的不合理。當解決某個任務或實現(xiàn)某個目的，常設機構無能為力，而需要設置臨時性機構解決時，那么，就更應該對常設機構進行改革和整頓。然而，常設機構問題的復雜性不僅是在于設計、設置的不合理上，而且跟官僚主義、人浮于事密切相關，也即常設機構的設置即使合理，但由于官僚主義、人浮于事，其功能就無法正常發(fā)揮。

　　

　　比如某個處，其應該履行的責任設置得完全合理，假設編制為10人，但處長一人，副處長3人，另外處級、副處級干部3人，結果科級以下干部僅僅3人，很可能真正干事的也就只有這3人而已，該處應該履行的責任就發(fā)生了難以完成的困境。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了實現(xiàn)該處理應完成的責任，就不得不另外組建一個乃至數(shù)個臨時性機構。這種情況在上世紀80年代前期就開始大量發(fā)生，其動因是因效率增設機構，甚至因人而增設機構。然而，臨時性機構設置的吊詭在于，當該機構的設置提高了效率并證明為合理時，就有了轉換為常設機構的理由，也即，這時候往往忘記了原有常設機構的官僚主義、人浮于事，為了保護、保留臨時性機構所提供出的效用，就不得不將它轉為常設機構。

　　

　　當臨時性機構轉換為常設機構，一方面就導致了原有常設機構體系設置的合理性被擾亂乃至破壞，一方面由于常設機構官僚主義、人浮于事的風氣并沒有扭轉，一旦作為常設機構就很快會陷入到官僚主義、人浮于事的泥潭中。這樣，機構的責任就發(fā)生了新的困境，于是，就又有了增加新的臨時性機構的要求。如此惡性循環(huán)，隨著時間推移，機構越來越膨脹，人員越來越增加，動口不動手的官員也越來越多。

　　

　　如何進行根治？至今并無良法。目前減少臨時性機構誠然是一種努力，但并非根治辦法。首先是常設機構設置要摒除主觀意志，按照客觀功能構造穩(wěn)定不變的體系，形成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的局面，或者是辦公桌不挪而挪人；其次是解決常設機構的官僚主義、人浮于事問題。但這兩點目前很難做到。因此，雖然臨時性機構減少了一批，可能下面還會繼續(xù)減少，但經(jīng)過一段時間重新死灰復燃，也未可知。實際上，從上世紀80年代初進行機構改革以來，都只是短暫的階段性成就，從中長期角度看，迄今沒有成功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