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李鴻章與伊藤博文，一個是中國的首輔大臣，一個是日本的首任首相，他們地位相當，所處時代和大環(huán)境也相同，風云際會，砥柱中流。面對共同的“千年未有之變局”，歷史發(fā)令槍猛然打響，在中日近代化大比拼的賽道上，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幾乎同時起跑。懷著富國強兵的同樣夢想，李鴻章和伊藤博文作為領軍人物，帶領各自的國家一路追趕。盡管日本起步比中國還遲，然而最終的結局卻大相徑庭，一悲一喜:大清王朝愈加搖搖欲墜，日本帝國則一飛沖天。

世事流云，人生飛絮，同樣是經(jīng)世之才，一個身背罵名，抑郁而終；一個大功告成，奇勛蓋世。這樣懸殊的結果，難道真的是南橘北枳、水土不服？還是真如李鴻章所抱怨的，只怪“君臣朝野人心不齊”？

1901年12月26日，即李鴻章死后50天，一代大家梁啟超便寫出皇皇大作《李鴻章傳》。該書敘述評價了李鴻章的風云一生，并率先把李鴻章與伊藤博文作了比較分析。梁啟超認為:“鴻章必為數(shù)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李鴻章必為19世紀世界歷史上一人物，無可疑也。”在早年的“櫛風沐雨之閱歷”方面，“伊非李之匹”，而李在政治識見和客觀環(huán)境方面，難比伊藤。梁還把李鴻章放在近代“國民國家”的政治理念下進行評判，指出“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而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體之本原”、“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nèi)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認為李鴻章是時勢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時勢之英雄。

梁啟超不愧目光如炬，巨筆如椽，其學貫中西，識見犀利，一劍封喉。千載而下，恐怕對李客觀全面的認識和評判，無出其右者。

不過，梁任公只見樹木，未見森林；只見其果，未證其因。蘋果埋進肥沃的土壤就會生根發(fā)芽，投進五色醬缸只會腐爛變質(zhì)。讓我們試著從文化結構上找找原因。

據(jù)李鴻章的幕僚范當世說，李在直隸總督任內(nèi)，喜看《管子》，甲午戰(zhàn)爭后喜看《莊子》。李鴻章在給一代大儒吳廷棟寫信的時候，自己也說“鴻章少年，有志于學，不得已為事情所累”。因此人們通常認為，李鴻章是沿著傳統(tǒng)的科舉道路進身的，他的知識結構是中國傳統(tǒng)儒家文化，這種知識結構本身的弱點與缺陷，決定了他不可能走得更遠。著名科學家周光召指出:“中國古代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不善于做定量的數(shù)學分析和形式邏輯的推理……所以對自然界的理解常常是一種猜測，缺少科學根據(jù)。”已故學者馮建輝在其《命運與使命——中國知識分子問題世紀回眸》中進一步闡明，歐洲的自然科學知識伴隨著“文藝復興”而迅猛發(fā)展，促進了整個生產(chǎn)力和社會經(jīng)濟的飛速進步；而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文化盡管不乏深刻的見解與合理的成分，但總體上，其基本主張、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與現(xiàn)代化發(fā)展趨勢是不相適應的。就連被稱為“東方圣哲”、終生致力于弘揚儒家文化的著名學者梁漱溟，晚年也曾深刻反思說:“儒學開不出新天地來。”

伊藤博文的知識結構和文化觀念，顯然要比李鴻章開闊新穎得多。梁啟超說:“伊有優(yōu)于李者一事焉，則曾游學歐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伊藤學過漢語，在倒幕運動（日本明治維新時期，以中下級武士為主體的改革派發(fā)起的旨在推翻幕府統(tǒng)治的運動）中又學會了英語，不斷從洋學中獲得啟益。1863至1864年間，他曾留學英國，時日雖短，見識卻頗豐。他在日本政要中向以“勤學家”和“讀書癖”著稱。據(jù)記載，他不斷讀書研究，直至做了總理大臣后，依然驅(qū)車至丸善書店看書，連外國的新聞雜志都期期必看。

然而，在幾乎沒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機的大清國里，頭上是頂戴花翎、腦后依然拖著辮子的李鴻章，練淮軍、興北洋；開招商局、置機器局，制造兵器、倡修鐵路……如果沒有點兒真功夫，能辦出47個中國“第一”？僅僅從自身文化結構上找原因，顯然是不夠的。伊藤博文照樣精通儒學，樂此不疲（他的名字就來源于《論語·雍也》中的“君子博學于文”），甚至他的治國名言就是“一手拿《論語》，一手拿算盤”。他為什么沒有“中毒”呢？

追根溯源，李鴻章的腳跨進了新時代，而腦袋卻還留在舊時代。如梁啟超說:“伊藤博文能制定憲法為日本長治久安之計，李鴻章則惟彌縫補苴，畫虎效顰，而終無成就也。”盡管他受了鴉片戰(zhàn)爭后“經(jīng)世之學”的影響，但他對西學的了解，始終停留在比較淺薄的“器物”層面上。他作為大清重臣，迫于滿朝清流非議之壓力，變革只敢觸及器物層面，絕不敢越“中體西用”雷池半步，抱殘守缺，膠柱鼓瑟，“未嘗有立百年大計以遺后人之志”。如他自己所言，只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