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們在組織力量對吐峪溝出土的眾多文物文書進行整理時，發(fā)現(xiàn)了它。”吐魯番地區(qū)文物局局長王霄飛所看重的，就是最早的《大唐西域記》寫本殘卷。
寫本是指成書時手寫形式流傳的古籍，以此區(qū)別于刻本。這件殘卷寫本1981年出土于吐峪溝石窟，是目前學術界所知數(shù)十種《大唐西域記》中年代最早的寫本。著名學者、吐魯番地區(qū)文物局原局長柳洪亮在1997年出版的《新出吐魯番地區(qū)文書及其研究》中，對此進行了首次披露。然而，這一事件沒有引起廣泛關注。近期的研究，為人們理解《大唐西域記》提供了注解。
《大唐西域記》的出現(xiàn)
《大唐西域記》又稱《西域記》，共有12卷，是由唐代僧人玄奘口述，弟子辯機撰文，系奉唐太宗敕命而著，貞觀二十年（646年）成書。書中記述了玄奘貞觀元年（一說是貞觀三年）到貞觀十九年西行之見聞。記述了玄奘親歷28個城邦、地區(qū)、國家的概況，有疆域、氣候、山川、風土、人情、語言、宗教、佛寺以及大量的歷史傳說、神話故事等，是研究中古時期中亞、南亞諸國的歷史、地理、宗教、文化和中西交通的珍貴資料，也是研究佛教史學、佛教遺跡的重要文獻。
這件《大唐西域記》殘卷寫本出土時，高16.5厘米，長19.5厘米，整卷殘缺近三分之一，正面裱糊有其他文書。殘存10行文字，字體娟秀，年代為貞觀二十一年至永徽二年期間寫本。殘卷文字屬《大唐西域記》卷七《戰(zhàn)主國》條下。
目前所知的《大唐西域記》的古寫本多達數(shù)十種，從19世紀下半葉以來又被翻譯成法、英、日等多種外文譯本。在此寫本發(fā)現(xiàn)之前，年代較早的古本為敦煌寫本，存卷一、卷二、卷三，都是殘卷，書法非出一人之手，不是同一寫本。其中卷一、卷三藏大英博物館，卷二藏巴黎國家圖書館。
敦煌本的年代為公元八九世紀期間，即成書以后100多年的寫本，是此寫本發(fā)現(xiàn)之前《大唐西域記》最古的本子。日本所藏古寫本和高麗藏本，都遠比敦煌本晚。
而吐峪溝石窟寺出土的寫本字體娟秀，書法勝于敦煌三種寫本。
《大唐西域記》刻本年代最早的有北宋崇寧二年福州等覺禪院刊刻的本子，僅存卷四，現(xiàn)藏于北京大學圖書館。此外還有日本東寺觀智院所藏北宋刻本。目前所見到的各種本子，內容都是相同的，文字間有差異是由于當時古書傳抄出現(xiàn)錯訛的一般規(guī)律所致。
《大唐西域記》怎么來到了吐魯番
武漢大學教授陳國燦研究認為，《大唐西域記》最早寫本在新疆吐魯番地區(qū)吐峪溝石窟寺發(fā)現(xiàn)，與玄奘和高昌王室麴氏家族的關系有關。
據《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記載：唐貞觀元年，唐朝高僧玄奘為求取“普度眾生”的大乘佛教真經，只身一人歷盡艱辛，跋涉萬里，從長安前往佛教發(fā)源地。當吐魯番最高統(tǒng)治者高昌國王麴文泰聽說玄奘即將到達伊吾（今哈密）時，立即派人前往迎接。
玄奘本意向北取道可汗浮屠（今吉木薩爾縣的北庭故城），無奈高昌國王的盛情難辭，于是折向南行。當年玄奘到達高昌城后，受到高昌國王麴文泰的熱情款待。麴文泰將玄奘奉為上賓，安置在“重閣寶帳”中，對他充滿敬仰之情。
作為信仰佛教的國王麴文泰，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挽留玄奘。玄奘明確表達了自己不會改變西行求法意志的態(tài)度，并決定采用絕食的方法以示心明。最終玄奘與麴文泰一起到佛祖面前去禮佛，結拜成為兄弟，再次確認“任師求法”.
麴文泰提出：唯一的愿望，就是你取經回來之后，請務必再取道高昌，到時候在高昌停留3年，接受我的供養(yǎng)。玄奘不僅允諾，而且在麴文泰為他準備行裝的這一個月期間，接受他的邀請，在高昌講解佛教典籍《仁王般若經》。
玄奘每次開講之前，麴文泰都親自手執(zhí)香爐，在前導引。玄奘講經需要升座，所謂“升座”就是要到一個高座上去跏趺（盤腿坐著）。麴文泰就會跪下，讓玄奘踩著他上座。
麴文泰不僅專門為玄奘剃度了四個沙彌來伺候和照顧他。還為玄奘準備了大量的物品，并派出一個名叫歡信的殿中侍御史，護送玄奘到葉護可汗衙。準備了二十四封書信，給玄奘西行路途中要經過的二十四個國家的國王，請求各國國王給予玄奘西行求法提供必要的協(xié)助，使玄奘順利地通過了西域各國。
玄奘離開高昌時，兩人抱頭痛哭，“傷離之聲振動郊邑”,異常感人。
據史籍記載和專家考證，玄奘在印度取經歸來到達于闐時，本意向北赴高昌國，履行他對高昌王麴文泰的承諾。然而聽聞高昌國已滅，麴文泰去世后，帶著憂傷向東返回長安，書寫了他的取經歷程，即《大唐西域記》。
陳國燦教授認為，玄奘完成《大唐西域記》期間，麴文泰的后代麴智諶正被安置在洛陽居住，并即將上任西域最高統(tǒng)治者。玄奘向他贈送寫本，既了卻了麴文泰的心愿，又盡到了弘揚佛法的職責，這就有了最早寫本藏于吐峪溝石窟寺的現(xiàn)實可能。
(責任編輯：陳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