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智囊機構要少些“將軍”，多些研究人才

    “獨立性、影響力和高質(zhì)量”是美國智庫的立身之本，中國智囊機構的發(fā)展需要時間，需要很多的積累

　　《國際先驅(qū)導報》記者于勝楠發(fā)自北京 與歐洲老牌工業(yè)化國家相比，美國的智庫起步雖然比較晚，但在二戰(zhàn)以后，它的發(fā)展卻很快躍居世界前列。其中，有著90多年發(fā)展史的布魯金斯學會是美國歷史最為悠久的智庫，多年來更是在全球智庫排名中位列榜首。
    上世紀東西冷戰(zhàn)年代，布魯金斯學會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鮑大可曾提出對華既遏制又接觸的觀點，后來直接推動了時任美國總統(tǒng)的尼克松訪華。在與美政府保持密切關系的過程中，以布魯金斯學會為代表的美國智囊們總能對政府決策發(fā)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那么，這當中的決策互動是如何進行的？來自美智庫的專家又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國智囊們？《國際先驅(qū)導報》為此專訪了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李成。

美國民間外交智庫多達兩三千

　　《國際先驅(qū)導報》：我們知道，美國的智囊建設現(xiàn)在已經(jīng)比較成熟了?？傮w來看，美國的智囊分為哪些類型呢？
    李成：美國的智庫有很多不同的種類。有的有很強的黨派色彩，比如傾向民主黨或者傾向共和黨，再或者傾向于非黨派的組織；有的是以游說為主的智庫，他們有著專門代表自己的利益集團；有的智庫有專門的主題，比如專職對外關系或是國內(nèi)城市化建設、工業(yè)政策等。像美國的家庭計劃研究中心，就是以共和黨為主專門反對墮胎的智庫，保守色彩較強。
    總體上，有的智庫與政府的關系比較密切，有的與媒體的關系比較密切，有的代表美國的非政府組織、專門以批評政府的形式存在?？梢哉f，美國智庫形形色色。不過美國主要的智庫都聚集在華盛頓，此外在紐約、西海岸也會有一些智庫。

　　Q：在形形色色的美國智庫中，能稱得上美國民間外交智庫的大概有多少個？他們的運作方式又有哪些不同特點？
    A：一般來講有兩三千個（民間外交智庫），其中一千多個在首都華盛頓，但這些智庫宗旨不同，規(guī)模也有大有小。
    其實各個智庫之間會有相互往來，比如參加一些研討會，但我們之間又是競爭關系。所有的民間智庫都有屬于自己的特色，在某些領域有自己的強項。比如布魯金斯學會，外交關系是我們的強項，美國本身的國家治理也是我們的強項。而對另外一些智庫來說，國際軍備問題可能是他們的強項。還有一些智庫，他們大多數(shù)項目會跟企業(yè)簽合同進行。這與我們不同，布魯金斯學會的所有研究內(nèi)容都是公之于眾的。

“旋轉(zhuǎn)門”身份影響外交決策

　　Q：人們通常把美國智囊的身份特點形容為“旋轉(zhuǎn)門”（智庫成員的身份在政要與研究者之間變換），這一點在布魯金斯學會里應該格外明顯。
    A：是的。一般來講，布魯金斯學會是無黨派的，也就是說共和黨執(zhí)政時期，很多從前民主黨下來的官員就會回到布魯金斯學會來，當民主黨執(zhí)政時，一些共和黨退下來的前官員也會回到這里來。
    “旋轉(zhuǎn)門”這個提法能夠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智庫的影響力，最近來看，去年我們學會有兩個訪問研究員，一個是現(xiàn)在擔任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主任李侃如，他是克林頓時期亞洲事務的首席顧問；另一個是小布什時期的亞洲事務首席顧問是韋德寧，而目前奧巴馬的首席顧問貝德也是從布魯金斯學會出去的。
    目前，布魯金斯學會已經(jīng)有15名研究員在奧巴馬政府中擔任要職，除了貝德，還有副國務卿詹姆斯·斯坦伯格、美國駐聯(lián)合國大使蘇珊·賴斯等。前段時間媒體所關注的美國駐華大使人選問題，據(jù)說5名候選人中竟然有3人（約翰·桑頓、李侃如和沈大偉）都來自布魯金斯學會，這些智囊身份的變更成為了布魯金斯學會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美國決策的最好例子。

　　Q：與美國政府關系如此密切，如何保證學會的獨立性呢？
    A：雖然與政府的關系比較密切，但由于兩黨競爭，布魯金斯學會還是能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從資金來源上也能看出，布魯金斯學會每年的預算收入有65%左右來自民間捐款，而來自政府部門的資金只占3%－4%，這有助于學會長期保持無黨派的獨立立場。

中國智囊對亞非研究很“薄弱”

　　Q：您對中國的外交智囊有什么印象？
    A：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中國的外交智囊是屬于政府領導的，包括國際關系研究所、當代國際事務研究所等都是中國政府的機構。在最近一二十年中，一些大型的民間智庫變得越來越重要，很多高校都成立了研究中心，比如清華大學就有國際關系學、經(jīng)濟學、社會學等方面幾十個智庫。
    我的印象是，中國的智囊機構云集了很多人才；而讓我記憶比較深刻的是，中國去年成立的新智庫“中國國際經(jīng)濟交流中心”（簡稱“國經(jīng)中心”），由國務院原副總理曾培炎掛帥，這是一個新現(xiàn)象；還有一些相對比較獨立的智庫，比如天則經(jīng)濟研究所、思源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等，但這些規(guī)模都比較小。中國智庫的發(fā)展現(xiàn)在是一個比較興旺的時期，但是跟外國比較，它還屬于早期階段而且獨立性受到制約，這主要與中國的政治非多黨制有關系。在西方，政府不能直接統(tǒng)轄智庫，雖然有的智庫有明顯的黨派性，但是兩黨之間的競爭促進了智庫之間的互動。

　　Q：獨立性，這是中美外交智囊的主要差異嗎？
    A：獨立性是其一，另外，很多研究外交關系的智庫，如今受到兩方面的影響。一是他們越來越受全球問題的影響，包括一些非常重大的問題，如核擴散、全球氣候變暖、反恐、反毒品、反海盜等。對中美關系、中日關系的研究均受到上述問題的影響；二是中美兩國的關系也越來越受國內(nèi)政治的影響，不管是美國國內(nèi)政治或是中國國內(nèi)政治。因此，在這些問題上，中國的學者要做更多的努力，因為在國內(nèi)政治中有些研究還是一個禁區(qū)，比如中國國內(nèi)外交政策中領導人的意向、領導人的背景、中國軍隊的作用等都是比較敏感的課題；而對美國的研究也是最近幾年才有所深入，開始研究美國國會、美國媒體等，改變了以往只限于雙邊關系的研究。
    其實，中國智囊現(xiàn)在是在上升時期，在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其他很多領域都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很多智囊也會給中央領導人或政治人員做咨詢和講課。在一些社會研究和人口研究，以及中國經(jīng)濟轉(zhuǎn)型等方面，我覺得中國智囊們的研究都是領先的。但是，在海外的研究中，有些方面相對弱一些。
    薄弱的地方是相對亞洲其他國家的研究，包括像印度、印度尼西亞等國在內(nèi)。中國對這些國家的研究與這些國家的重要性是格格不入的。同時中國對非洲的研究和對中東的研究、對拉美的研究，在能力和資源上都有不足。

接受捐款不能以失去獨立性為代價

　　Q：與國外相比，中國的智囊建設還處于早期探索階段，您對未來中國智囊的發(fā)展有哪些建言？
    A：我想中國智囊今后會遇到結構上的挑戰(zhàn)。因為對一個智囊機構來說，最主要的是人才。你可以看到，中國的智庫都有一兩個領軍人物，而這幾個領軍人物都有他們自己的背景和聲望，這些智庫也因此會成名。但問題是隨著一兩個優(yōu)秀人才的離去，中國智庫就會受到影響；
    其二，是獨立性，獨立性很重要，會直接影響一個智庫的聲譽和可信度。雖然西方的智庫也有自己的特色，但是持不同觀點和立場的智庫會進行公開辯論和競爭，而媒體也相對有一定的獨立性，因此智庫對政府和媒體的影響都是很重要的。
    在西方，智庫被看成是國會、司法、行政之后的第四個“權力部門”，可見它的重要性。在中國，更多的智庫做一些咨詢工作，而本身與研究并沒有掛鉤，也沒有對一些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比如“國經(jīng)中心”，其中有90多個董事成員，包括一些知名學者、前官員和現(xiàn)任官員以及企業(yè)家擔任董事，而真正的研究力量卻顯得非常薄弱，這是不應該的。正常的結構應該是擁有大量研究人員，而不是大量的“將軍”。只有通過真正意義上的研究，通過一些數(shù)據(jù)、問卷調(diào)查、統(tǒng)計分析來說明問題，而不是一個明確的政治走向來決定問題。不過整體上看，由于中國智囊建設蒸蒸日上地發(fā)展，因此會有很多年輕的研究人員逐步成長，并且很多研究人員具備海外學習研究的背景，這也會使中國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個更高的高度。
    智庫的發(fā)展需要時間，因此還需要很多的積累。我認為經(jīng)費在中國不是很大問題，例如“國經(jīng)中心”得到很多企業(yè)的贊助。但要注意的是，布魯金斯學會在受企業(yè)捐助時，會明確表明不會以我們的獨立性作為代價，因此企業(yè)不會干涉我們的研究內(nèi)容。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很少收政府的錢。我們推崇“獨立性、影響力和高質(zhì)量”，借此分享給中國的智囊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