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11號樓里，一個小小的社區(qū)繁榮發(fā)展了起來。

　　1979年，斯圖爾特女士把2樓剩下的一半借給了自己劇團的一位舞臺監(jiān)督格雷琴•格林(Gretchen Green)。那年格林女士34歲，她來自康涅狄克，當時正在辦離婚。除夕夜，她帶著3歲的女兒搬了進來，后來還養(yǎng)了條名叫Regis的長毛獵犬。她的這半個單元的形狀不太規(guī)則，面積卻不小，有220多平米，母女倆常常會穿上滑輪鞋，在屋里滑上好幾個小時，一邊還跟著唱機里Blondie的唱片歌唱。不過，這間屋子在冬天十分寒冷，孤兒寡母只好掛起塑料薄膜來阻隔滲入屋內(nèi)的寒氣，還得再放上好幾個取暖器。

　　與11號樓的住客主要是藝術(shù)界人士不同，隔壁9號樓則是龍蛇雜處。雖然在外人看來，這些擅自入住的租客多是流民，但他們卻并不這樣看待自己，畢竟他們也在這里投入了他們有限的金錢、時間和汗水，他們視自己為這里的定居者。9號背后是著名的萬國教堂(Church of All Nations)的所在，住戶們一直習慣稱他們的樓為7號半，因為再隔壁是7號，他們認為這幢樓其實更靠近休斯敦東街，但進口開在了第二大道上，于是才擔了名不副實的9號。

　　80年代初，年輕的氣功學生弗蘭克•愛倫(Frank Allen)和一群朋友搬進了9號樓，在3樓開了武術(shù)館。他們鑿開了墻上的煤渣磚，開了玻璃窗，窗明幾凈的房間適合開館收徒。

　　紐約的最后一片樂土

　　隨著80年代的到來，9號樓和11號樓街區(qū)里的生活也有了點小變化。天黑后，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常常會在這里的人行道上烤火取暖，格林女士就趴在窗臺上看著火光閃耀。她的屋子樓下的店面被一家搬家公司租了下來，里面有個員工是個酒鬼，時不時會把女人鎖在店里。格林女士聽見女性的嘶叫就會打電話給警察，警察只會過來把女子解救出來，卻對附近停著的一輛人進人出的小貨車視而不見。那是一家流動妓院，拉皮條的和妓女直接在里面接客。

　　不知從何時起，東一街成了毒品市場，格林女士從消防通道看出去，就能瞥見許多癮君子躲在那里吸毒，煙頭發(fā)出的火光星星點點，像是一片飛過的螢火蟲。然而，格林從來就沒有感到過不安全，“這里的鄰里關(guān)系很親切，”她說道，“雖然這里看上去很糟糕，但實際上你認識周圍的每一個人。”比毒品更可怕的是艾滋病的陰霾，Vaccaro先生的好多朋友和劇團同事因此被奪走了生命。他對于戲劇的熱情也隨之一去不返。

　　好在新租客的到來為這兩棟大樓帶來了新的生機。

　　80年代中期，紐約皇后區(qū)的本地人漢克•彭扎(Hank Penza)在11號樓格林女士樓底下開了家名叫火星的酒吧(Mars Bar)。老顧客們將自己的名字刻在酒吧墻壁上，用涂鴉布滿了天花板和四周墻壁，在號稱“世界上最骯臟的廁所”里吸食海洛因。如果聲音太吵，影響了女兒睡覺，格林女士就會打電話給彭扎先生，他會降低唱機的聲音，然后叫顧客們閉嘴。

　　9號樓的墻面漸漸被涂鴉占領(lǐng)，舊的被新的覆蓋，原來墻壁的顏色已絲毫不見蹤影。武館老師愛倫愛上了珠寶師拉娜•麥克阿瑟(Lana McArthur)，他們帶著幾只貓瞇一起搬進了9號樓武館樓上的那間公寓。1991年，年輕的加拿大藝術(shù)家安德里亞•萊吉(Andrea Legge)搬進了9號的5樓，為的是這里房租便宜，她可以省下更多的錢用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上。萊吉被這地方迷住了，在她眼中，這就像是個完全未曾被人發(fā)掘的國度，她可以自己決定如何規(guī)劃它的模樣，探索各種可能性。于是，萊吉裝上了玻璃窗，吊高了天花板，把工作室和臥室用一堵墻隔開。地下室里會有癮君子過夜，他們離開后，萊吉就戴上厚厚的橡膠手套，穿上膠靴，把地上散落的針頭和注射器收拾干凈。異裝雙人表演小組合Kiki and Herb中的一員賈斯丁•邦德(Justin Bond)也帶著一只名叫“珍珠”的小貓搬進了11號樓，住在格林女士的那半間屋子里。低廉的房租讓自認為非男非女的她可以省下錢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出唱片和出書。

　　1999年，拉娜•麥克阿瑟因為乳癌去世。一年后，愛倫開始約會精通太極拳的蒂娜•張(Tina Zhang)，后者在2001年8月搬進來與愛倫同住。他們一起教授中國武術(shù)，還有學生在這里舉辦婚禮。2005年，張女士贏得了全美太極拳比賽的女子冠軍。

　　藝術(shù)遇上無政府主義的混亂為這個區(qū)域烙下強烈的個性標簽，也吸引了更多年輕人、叛逆者、藝術(shù)人士、乞丐來這里光顧，人越聚越多。雖然朱利亞尼當上市長后大力打擊紐約的犯罪，但這里卻似乎不受影響，反而還成了紐約的“最后一片樂土”。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