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號樓和11號樓外，酒吧畫廊和夜總會漸漸讓路給了咖啡館和小酒館。9號的建筑情況越來越糟糕。萊吉看著從相連的其他建筑物上爬過來的腐爛慢慢侵蝕著她的外墻。她的排水管整整一年時間沒有正常工作了，屋頂也漏了，墻壁上出現了之字形的裂紋，樓梯也開始搖搖晃晃。與此同時，政府部門也開始對住戶下達逐客令。雖然名義上住戶是租住于此，但他們其實是不付房租的，因為房屋過去產權上的一系列問題，他們既不算是合法的宅地居住者，也不算是非法占據者，也正是靠著這種法律上的模棱兩可，他們才能擊退紐約市政府的清退令，繼續(xù)住在那里，不用交付現金的房租，但是每月的維護開支都是大家一起出的。

　　2002年，一個旨在保護租戶權益的組織“城市定居協(xié)助會”(Urban Homesteading Assistance Board, or UHAB。)以1美元的價格從市政府手里買下了9號樓，他們承諾會對它修護。和萊吉共享大廳的那位怪脾氣的鄰居當晚就搬了出去，拆除了所有他當初安裝上去的設備，包括電線，那樣也就沒人能搬進來繼續(xù)住下去了。市政府想把11號樓也賣了，但開價65萬美元，住戶們無力承擔。于是，在其他住戶的支持下，格林女士接觸了BFC Partners，希望后者能幫助他們買下這棟樓。這是家專門建廉租房的公司，在紐約各處都有項目。作為開發(fā)商，他們有權拆除房屋內部設施，翻新或是全部拆除，只要能再建一棟新的并保護好老住戶的權益就行。成功買下11號樓后，BFC Partners遲遲未開工，這讓住戶們既感到輕松，又時常提心吊膽。“我們都以為如今這事情很早以前就該發(fā)生了。”格林女士說。

　　在9號和11號附近的區(qū)域，舊區(qū)改造計劃早已有條不紊地展開了，東村的建筑格局慢慢發(fā)生了變化。9號樓后面的萬國教堂所在的那棟樓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棟公寓大樓。萊吉漸漸習慣了變化帶來的打擊。當初那棟公寓大樓新建時，她很擔心已經年代久遠的9號樓會不會受到影響而坍塌下來，天天擔驚受怕的結果是身體狀況也受到影響。結果證明她只是杞人憂天，那棟新樓還把朝著她后窗戶的墻面刷成了白色，給她的公寓帶來了更好的光線。“沒有我想的那么糟糕，”萊吉說，“起初我很恐懼，但后來還是接受了現實，現在我已經記不起原來那棟樓是什么樣子了。”

　　在9號樓里，新東家許諾的修護工程始終沒有兌現。按照他們某個員工的說法，部分原因是因為雙方在經費上談不攏。萊吉每天都為這棟樓的情況擔驚受怕，甚至做了噩夢，夢見自己很老了還得為維護這棟樓而四處奔走，“我以為我只有那條路可走了”。11號樓的格林女士開始離開家，去佛羅里達看她的女兒和妹妹。每次回到紐約，她都感覺東村看上去變得更陌生了一點，“我走在邦德街上，感覺自己像是這座城市里最老最胖最窮的那個人”。

　　2008年，市政府對這一片重新分區(qū)，BFC得以借助政策便利，在11號樓的位置上建造一棟針對不同收入住戶的建筑，市場化運作的同時保留一定數量的公寓給低收入人群，他們自己也能從中盈利。他們接觸了UHAB，希望能買下9號樓，一起推倒重建。UHAB征求了住戶們的意見，起先他們十分反感，不愿接受。但BFC同樣許諾會給他們全新的公寓房一間，面積大小參照原住房基本不變，付出的只是不足掛齒的象征性費用，他們最終都答應了。

　　在9號和11號被拆除后，這里將建造起一棟12層的高樓，共有65個單元，計劃在2013年完工。兩棟樓里的9戶人家被允許以10美元的象征性價格買下一間新單元，不過只能自住，再售出將受到嚴格的限制。此外，還會以低廉的價格向低收入人群出售4個單元，剩余的52個單元按照市場價出租，單間的價格在每月3200美元起。

　　這兩棟樓起起落落的故事，并不遵循那種藝術家波希米亞式樂園的慣有發(fā)展線路——被市政府或是唯利是圖的開發(fā)商掃地出門，也并非如知名經濟學家何清漣在微博里說的：美國“釘子戶”靠著法律保護房客權益和州法規(guī)定貧富混居的條款拿到了廉價公寓。其實，這里本沒有抗爭，也沒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中國式維權故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住戶心甘情愿的選擇。他們固然舍不得讓老樓就此灰飛煙滅，但長期為惡劣的居住條件所困、一直靠自己的綿薄之力辛苦做著大樓的日常維護讓他們身心疲憊，經過了內心的苦苦掙扎，最后還是對開發(fā)商點了頭。“我們都累了。”已經在這里住了20年的萊吉說。她為了把這里修成她理想的家和工作室，花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和心力。今年6月，她將被迫離開這里，等到2013年再回來。“大多數人都以為，屆時我們可以免費回到這里，但我想請他們自己過來嘗嘗這里頭的滋味。”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