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讀書外，他還買書，尤其是那些對資產階級革命較有影響的書，如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富蘭克林自傳》、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有關法國大革命史的圖書，無不兼收并蓄，購以備用。此時，馬克思的《資本論》已有英譯本，而且有了研究《資本論》的導論問世。他不但涉獵，而且對其他共產主義書刊如《共產黨宣言》之類的書，不僅閱讀而且甚有好感。“所以他后來把自己的三民主義說成‘就是共產主義’，這并非偶然的。”曾祥進在《中華民主之父孫中山》中如此寫道。

“倫敦蒙難”后孫中山暫留倫敦 這也成為他生命中的重要轉折點

　　考察：

　　目睹社會矛盾尋出路

　　在倫敦期間，讀書并不是孫中山生活的全部內容。他不僅鉆研理論，還有實際觀察，而實際觀察所得的心得也甚多。有專家認為，通過觀察英國社會，孫中山不僅進一步了解了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理論，接觸到有關社會主義的學說，還目睹了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英國社會所暴露出來的多種社會矛盾。

　　他曾目睹英國政府調動大批軍警，殘酷鎮(zhèn)壓當地產業(yè)工人堅持了30多個星期的同盟總罷工。他不希望將來在中國發(fā)生這種現象，他認為這是人類的悲劇。從此他知道：“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fā)達”、“所以歐洲志士還要進行社會革命活動”。

　　出路何在？最后孫中山思考的結果“那就是采取民生主義、民族問題與民權問題同時解決，畢其功于一役”的三民主義，民生主義于是初步形成。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的形成，是他在研究歐美社會、借鑒西方，從而在思想上發(fā)生了飛躍。他后來在《建國方略》中，對這一時期中思想的發(fā)展過程，曾這樣敘述：“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fā)達，像歐洲列強這樣，還未能登人民于極樂之鄉(xiāng)，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計，乃采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

　　澳大利亞學者黃宇和認為，孫中山所用“完成”一詞雖籠統(tǒng)，又盡管民族及民主兩主義早已在其心中萌芽，其旅英期間的經歷對其三民主義的發(fā)展及完成有過重大影響是毋庸置疑的。

　　孫中山在倫敦曾特別關注過什么？根據史賴特私家偵探社跟蹤孫中山的報告，1897年6月，英國為慶祝維多利亞女王登基60周年而舉行的三軍檢閱，包括6月22日在倫敦舉行的皇家大游行和6月26日在樸茨茅斯斯皮特黑德舉行的海軍檢閱，其意在表現出英國民族主義的強大。

　　1896年12月11日，偵探報告說孫中山整天在水晶宮流連忘返。黃宇和查閱《泰晤士報》，可知當天在水晶宮舉行了一年一度的自行車展覽。黃宇和認為，孫中山關心民生，當然對自行車很感興趣。

　　孫中山抵英被困使館前10天曾到過水晶宮，黃宇和推論10月3日星期六在水晶宮舉辦的“皇家農協(xié)會英國水果展覽”之時，很可能就是孫中山往訪之日。“鑒于孫中山對農業(yè)的高度興趣，且看他一生之中首兩篇著作都與農業(yè)現代化有關，更增加這推論的可能性。”黃宇和說。

　　交友：

　　結識“奇人”南方熊楠

　　倫敦大英圖書館不僅是個巨大的知識寶庫，還是人才薈萃之所。孫中山在此期間，還結識各國友人，給后來的革命事業(yè)幫助甚大。大英博物館圖書室主任道格拉斯，是位學問淵博之人。孫中山與南方熊楠的正式介紹，就在道格拉斯的辦公室進行。

　　孫中山曾盛贊南方熊楠是日本的一位“奇人”。孫中山在給犬養(yǎng)毅的一封信中高度評價南方熊楠，“君游學歐美將廿年，博通數國語言文字，其哲學理學之精深，雖泰西專門名家每為驚倒，而為植物學一門尤為造詣。君無心名利，苦志于學，特立獨行，十余年如一日，誠非人可及也。”

　　南方熊楠留歐十五年，精通英、法、德、俄、意、荷蘭、梵文、中國等語言，被推為大英博物館東洋調查部人員。

　　孫中山和南方熊楠在倫敦的交往中，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就是南方熊楠曾向孫中山介紹日本情況與日本人士，這對于孫中山以后在日本開展革命活動有一定的影響。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