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給中國造成災難之巨的國家，無過于日本。可以說，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的半個多世紀中，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一直面臨著日本的直接威脅。如何面對日本，是中華民族必須面對的“問題”。甲午戰(zhàn)爭之后，中國維新志士與一些開明的朝廷重臣、乃至光緒皇帝的對日態(tài)度，現(xiàn)在仍不能說完全沒有意義。

 

　　一

 

　　一百多年前的維新運動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文化和國際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則是甲午戰(zhàn)爭中中國的失敗。由于歷史上日本長期學習中國文化，所以在甲午戰(zhàn)爭之前，國人一直視日本為“蕞爾島國”、“東夷小國”。但在甲午戰(zhàn)爭中，中國卻慘敗于向為國人小覷的日本，號稱“東方第一”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幾十萬中國軍隊潰不成軍，日軍在中國領(lǐng)土上肆意燒殺擄掠，清政府最終不得不簽訂割地賠款、喪權(quán)辱國的《馬關(guān)條約》，向敵乞和。

 

　　中國的失敗使國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先進的有識之士如康有為、梁啟超痛定思痛，探索新的救國之道。他們認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嶇小島”戰(zhàn)勝老大中華帝國，就在于向西方學習，變衣冠、改正朔、變法維新，實行君主立憲，所以中國的救亡強國之路就是要向敵人——日本學習。日本因?qū)W習西方由弱而強，中國要生存、要強大，應該、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樣變法維新，學習西方。

 

　　1895年5月，康有為在北京發(fā)動著名的“公車上書”，公開提出只有學習日本變法才能強國的主張。在論證了變法強國的必要性之后，他提醒說：“日本一小島夷耳，能變舊法，乃敢滅我琉球，侵我大國。前車之轍，可以為鑒。”在以后兩份給光緒皇帝的上書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學習：“以日之小，能更化則驟強如彼，豈非明效大驗哉?”日本維新說明現(xiàn)在“圖保自存之策，舍變法外，另無他圖”。梁啟超在風靡一時的《變法通議》一文中也對日本贊不絕口：日本在維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創(chuàng)，國幾不國，自明治維新，改弦更張，不三十年而奪我琉球，割我臺灣也”。

 

　　他們對敵人的夸贊，要向強敵學習的疾呼，使朝野為之一震，有的表示贊同，有的堅決反對、認為是大逆不道。支持維新的光緒皇帝則深為所動，在“百日維新”開始不久就命康有為進呈所著《日本變政考》。從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為開始自己所著15萬言、十二卷本《日本變政考》陸續(xù)進呈。光緒皇帝更是急不可耐，康有為于是“一卷甫成，即進上。上復催，又進一卷”，終于在近兩個月的時間內(nèi)進呈完畢?！度毡咀冋肌芬跃幠甑男问?，對明治維新的內(nèi)容、經(jīng)過和經(jīng)驗作了詳細的介紹、評說和總結(jié)，并結(jié)合中國情況向光緒帝提出變法的具體建議。

 

　　在這本書中，他響亮地喊出：“不妨以強敵為師資”的口號;強調(diào)“日本改定國憲，變法之全體也，總攝百千萬億政事之條理，范圍百千萬億臣民之心志，建斗運樞，提綱挈領(lǐng)，使天下戢戢從風，故為政不勞而后舉。”把定典章憲法作為變法的“總攝”，確是抓住了問題的關(guān)鍵;在書后的“跋”中，他總結(jié)說明治維新“其條理雖多，其大端則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國是;立制度局以議憲法;超擢草茅以備顧問;紆尊降貴以通下情;多派游學以通新學;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數(shù)者”。他斬釘截鐵地斷言：“我朝變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

 

　　康氏的《日本變政考》對光緒皇帝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百日維新”中發(fā)布的許多上諭、變法的不少內(nèi)容都來自此書。對于向西方學習未久的日本何能“興之暴也”，朝野都有極大的興趣，“以日為師”成為一時的熱門話題。如后來成為“六君子”之一的楊深秀在奏議中就明確說道：“中華欲留學易成，必自日本始。政俗、文字同，則學之易;舟車、飲食賤，則費無多。”重臣張之洞在以“中體西用”而大為著名的《勸學篇》中的一段論述則更有影響：“至游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于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jié)而酌改之。”所以“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于此”。 (責任編輯：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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