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tǒng)人格精神在長期的實際形成過程中，也有其內在局限。由于長期皇權政治的影響，中國傳統(tǒng)人格具有強烈的順從、依附性，君臣關系在社會中的無限放大，使傳統(tǒng)中國獨立人格稀缺，內向、回避、服從型人格占主導地位。尤其傳統(tǒng)心性觀念對人格的過分依賴和強調，使人格修養(yǎng)逐漸異化為束縛人的真實性靈的工具。

　　根據(jù)蔣介石自己的評判，他的性情應屬乖張、疲玩一類。1921年，他自認：“惟養(yǎng)氣功淺，加之自少欠缺居敬工夫，持之不能恒久，故隨俗變遷之病，仍不能免，每用自戒，而終未能痛改為恨。”1924年，在日記中自責：“至今不惟疲玩難改，而輕浮暴戾，更甚于昔日。”痛自改過，定心養(yǎng)志，在蔣看來，應是自身成長不可或缺的環(huán)節(jié)。進入革命陣營后，蔣介石就開始對自己一生事業(yè)有所設計，并有意識地磨礪、改變自己，蔣的同學回憶：

　　我與他最后一次的晤面，大約在1917或1918年，他來寧波，住在江北岸一個旅館里，我在浙江省立第四中學（現(xiàn)一中）教課，偶然在趙芝室先生家遇著，同在趙家吃了一頓飯，飯后玩撲克。他的態(tài)度倒完全改變了，沉默寡言，謹持嚴肅。我笑對他說：“從前你說我態(tài)度沒有改變，我想我現(xiàn)在還是沒有改變，你的態(tài)度倒是真正改變了。”他聽了，微笑不答。

　　蔣介石加強自身修養(yǎng)、砥礪品格的主要思想資源來自傳統(tǒng)中國，尤其是曾國藩等的理學修身工夫。蔣介石自己曾談到，王陽明的《傳習錄》一書，“奠立了我求學作事的根本”.所謂求學作事的根本，當然包括人格形成在內。1930年代前后和蔣關系密切邵元沖認為：“介石先生對于修養(yǎng)上的基本書籍，除了總理的全部遺教以外，可說是得力于王陽明與曾國藩的著作最大。介石先生對于這兩家的全集，不但從頭至尾有系統(tǒng)的閱讀批點，而且反復閱讀溫習，可說是百讀不厭。陽明與湘鄉(xiāng)皆在艱難中創(chuàng)造事功，這給介石先生遇到困難挫折的時候上一種極大的鼓動。”不過，從人格樹立一面言，蔣介石受王陽明影響其實不是太大，王氏推崇的是“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云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這樣豪邁不羈、特立獨行的人格精神，在儒學尤其是宋明儒中并不占據(jù)主流地位，和蔣本人的人格實踐也有相當距離。事實上，蔣的人格形成受清末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影響最大，尤以前兩人對他影響至深。所以蔣介石自己總結：“余于軍事學則以巴爾克戰(zhàn)術書為基礎，政治道德學則以曾文正全集為根據(jù)也。”

　　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都是在太平天國起義時以文人效命沙場，從而飛黃騰達。胡林翼說，太平軍“非比叛國叛藩，可以凄隱，非我殺賊，即賊殺我”.曾國藩更明確闡發(fā)了他們討太平軍的基本立場：“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舉中國數(shù)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本部堂奉天子命，統(tǒng)帥二萬，水陸并進……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悲痛；不特為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太平天國反對私有，打擊儒教，另立信仰，嚴重搖撼了傳統(tǒng)士子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使曾、左、胡等為之焦灼不安，中心如焚。他們在湖南家鄉(xiāng)組織團練武裝，建立新式軍隊，與太平軍展開殊死決戰(zhàn)。

　　湖南民風獨有特點。從經(jīng)世一面言，湘西、湘南一帶民族雜居，沖突激烈，因而養(yǎng)成尚武斗狠、窺察形勢的傳統(tǒng)；從學術傳統(tǒng)看，自王夫之以后，湖南形成固守程朱性理之學，輕視訓詁辭章的學風。曾國藩在湖南士人中，又向以特立卓識著稱。他早年崇奉程朱，講求身心修養(yǎng)，中道致力于經(jīng)邦治軍，出入內圣外王之道。就學術本身言，他沒有什么高深的造詣，但他講求“實學”,調和漢宋，強調漢學實事求是精神與宋學即物窮理的相互貫通，因而成為理學經(jīng)世派，又由于當時的特殊環(huán)境，因而在經(jīng)世致用一面得以成就。他和左、胡二人組織的湘軍，以志氣節(jié)操自命，以維護圣道相砥礪，堅忍、刻苦、不稍假習，形成強大的鎮(zhèn)壓力量，在和太平天國的對壘中，竟收全勝之功。勝利固有多種原因，但不妨礙他們成為傳統(tǒng)社會后期內圣外王結合的代表。

　　作為理學的崇奉者，曾國藩、胡林翼等都極注重身心修養(yǎng)和人格培育。郭嵩燾說胡林翼：“刻自砥礪，益務繩檢其身，較其尺寸毫厘。而待人一秉大公，推誠相與，無粉飾周旋。”曾國藩則尤為用心，他自定課程，每日練習修養(yǎng)工夫：“主敬，靜坐，早起讀書不二，謹言，養(yǎng)氣，保身。”談到：

　　君子貴慎其所擇，而先其所急。擇其切于身心不可造次離者，則莫急于義理之學……為義理之學者，蓋將使身目、口、體、心思，各敬其職，而五倫各盡其分，又將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無憾于倫紀。夫使舉世皆無憾于倫紀，雖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茍通義理之學，而經(jīng)濟該乎其中矣。

　　所謂“經(jīng)濟”,即經(jīng)世濟國一類的實際事務，“經(jīng)濟”之學，應以義理之學為基準，反映了曾國藩道德化的思維路向。

　　理學的道德修養(yǎng)以內斂為特征，尤其曾國藩等處于傳統(tǒng)社會日漸式微時期，拘謹、內斂的人格精神更取代了開創(chuàng)時代的豪邁氣象。曾國藩本人為人處世即十分拘謹，他主張“戒慎”,提倡“誠”、“敬”工夫，曾隨倭仁等理學家學習養(yǎng)氣靜心工夫，欲靜修以格物窮理，因身體不適而作罷。在給兄弟的信中，他以種種規(guī)矩相告誡：“我家祖父、父親、叔父三位大人規(guī)矩極嚴，榜樣極好，我輩踵而行之，極易為力……我有三事奉勸四弟：一曰勤，二曰早起，三曰看《五種遺規(guī)》。”然而就是曾國藩本人，在日趨繁瑣、細密的規(guī)矩前，也曾發(fā)出慨嘆：“性理之說愈推愈密，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容小人愈得寬然無忌，如虎飛而鯨漏。談性理者熟視而莫敢誰何，獨于一二樸訥君子，攻擊慘毒而已。”

　　曾、左、胡，作為當年國人的精神典范，蔣對其道德修養(yǎng)、人格精神推崇備至，多次告誡子弟僚屬，要多讀他們的著作：“我們學校所規(guī)定的考試參考書，有曾國藩家書及書札，有胡林翼的讀史兵略，又有資治通鑒等等，這些書都是很重要的，為任何政治家所必讀的。”“人人都要效法曾胡左李和當時一般賢豪，提倡氣節(jié)道德與紀律，來修養(yǎng)我們的精神和志業(yè)。”強調：“曾胡一般先賢，他們當時救國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提倡中國固有的道德--就是孔孟之道，其所倡導的就是一種‘忠誠樸拙’的人格。”對前述曾國藩曾經(jīng)感受到的苦悶，蔣介石雖不無注意，并有過揚胡抑曾的表態(tài)：“胡林翼的學問才力，以及其當時政治經(jīng)濟軍事的識見，皆高出于曾、左、彭、李之上，實為有清一代之數(shù)一人物，非如曾國藩欺詐虛偽專以借債手段待人者可比的。”但在大多數(shù)時候，他還是把曾、左、胡作為一個整體，將其所代表的人格修養(yǎng)視為幾近完美無缺。黃埔軍校時期，他就說過： (責任編輯：陳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