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長河里，特納格爾城是個年輕的城市，可她的曇花一現(xiàn)，給后人留下眾多猜測。
與老年人談及當?shù)亟罚瑲v經(jīng)幾代人口口相傳，他們心中遺存的史話已很斑駁。然而，明清以來的歷史車輪與時代脈搏，不可能如西王母與周穆王時代遙在云天，幻化為傳說故事。前不久，我與阜康市史志辦主任周建南詳談，特納格爾城身后之謎，將我?guī)нM了那段紛亂的歷史。 “阜康”是乾隆的詞匯？
但凡與阜康人接觸，他們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介紹：“我們阜康的地名，是乾隆皇帝賜的。”很多還能說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這個具體年代。
“阜康”一詞誕生于盛世的乾隆時代，這個詞匯真的是乾隆皇帝思索出來的嗎？
讓我們先來看看阜康建縣時的背景。清軍攻滅準噶爾汗國，統(tǒng)一天山南北，耗費了康雍乾三代帝王65年之力，大規(guī)模戰(zhàn)爭后的特納格爾（阜康舊稱，蒙古語“水草豐茂”的地方）人煙稀少，需大批人在此屯田定居。當時，天山南北大片疆域也是如此，掌管大清帝國的乾隆皇帝在重建西部邊陲方面不可能事事安排過問，只需把這個任務交給陜甘總督即可。
從1755年平定準噶爾叛亂到1763年，特納格爾經(jīng)過軍屯、回屯，設置軍臺、驛站，夯筑土城，城邑規(guī)模初顯。這些工作，由迪化同知、甘肅布政司、陜甘總督幾級行政長官督辦，日理萬機的乾隆帝最多偶爾過問一下。地方政府把工作做扎實了，才能呈請中央，由皇帝來欽定城名。
當時，陜甘總督楊應琚的奏章上寫著什么，乾隆皇帝閱過奏章后怎樣決定賜名“阜康城”,后人不得而知。周建南主編《阜康縣志》時，曾到處打聽乾隆皇帝在此方面的御批下落，但了無蹤跡。“一種可能是乾隆皇帝確實留下‘阜康’手跡，后來毀于戰(zhàn)火或在民間流失；一種可能是屬下呈報上來的擬定地名中，他選擇了‘阜康'.”周建南猜測。而乾隆皇帝賜名“阜康”一說是完全成立的，證據(jù)是國家文史館保存的清代學者的文稿中，提到了“清高宗賜名’阜康城‘”這句話。
周建南說：“我把清代誕生的一些地名史料與阜康的志書結(jié)合到一起，腦海中仿佛還原出乾隆帝御賜’阜康城‘的圖景。”
68歲的楊應琚在奏章中陳述：特納格爾新城筑就，城墻高一丈六尺，長三里三引，東南西北有綏惠、麗陽、振威、寧朔四門。從迪化調(diào)500余戶攜眷駐防兵近1800人，接替兵勇屯墾；當?shù)赝兔褚堰_900余戶，屯田2.7萬畝……最后，他懇請圣上為新城命名。
乾隆帝對這位駐守西北30年的老臣非常賞識，但作為“家天下”的君主，賜名的權(quán)力不可能下放，年輕的他已記不清為多少亭臺樓榭、廟宇堂館賜過名、題過字、賦過詩。理藩院遞過幾個寫有地名的折子，他放下茶杯品味，認為含有“物阜民康”之意的“阜康”,用于特納格爾之地比較合適。城毀與盛世才有關？
我從特納格爾城一截殘存的城墻走過，問阜康市一位老人，古城何時被毀滅至此狀？他嘆息道：“盛世才在的時候毀的。”
古城殘垣前的碑文上顯示：民國年間（約1940年），日寇侵華，轟炸蘭州，西北告急，新疆督辦盛世才指令各地防空。當時阜康縣官認為城樓高大，目標明顯，遂拆除城樓……
不要說新疆人，即使盛世才家鄉(xiāng)的東北人，都對他沒有好感，盛世才的野心、虛偽和殘暴，中共原駐新疆代表鄧發(fā)的評價很精辟：“就其出身來說，是個野心軍閥；就其思想來說，是個土皇帝；就其行為來說，是個狼種豬。”阜康市九運街鎮(zhèn)艾納克古城村72歲的曹福英說，他的爺爺還有村里許多同齡人的爺爺，都是從盛世才部隊里逃出來跑到這里的。
對于失去光彩的歷史人物，人們很容易將壞事與他捆綁在一起。其實，特納格爾城自1763年建成后毀壞過多次，前期蒙難與尚未出世的盛世才無關，后期罹患也未必與他有關。
1930年秋，盛世才隨新疆省政府秘書長魯效祖入疆時，特納格爾城已不是乾隆時代的“三里三引”之城。同治、光緒年間，農(nóng)民起義軍、土匪、叛軍引發(fā)連年戰(zhàn)禍，作為迪化屏障的阜康，首先遭受劫難。光緒二年（1876年），劉錦棠揮師從阿古柏侵略軍手中奪回特納格爾城，城池已千瘡百孔，經(jīng)過14年的休養(yǎng)生息，光緒十六年（1890年），知縣左兆鳳主持重建特納格爾城，新城在防守上更為嚴密，開有三個城門，據(jù)說城外還有甕城，靠北面城墻建有一所廟宇，借以保佑城固人安。
然而，軍閥混戰(zhàn)年代，老百姓想安定生活簡直是桃源夢想。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馬仲英率其主力第二次進疆，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拿下特納格爾城，而此時的盛世才已獲取了新疆最高統(tǒng)治權(quán)，他決不允許誰在他的地盤上稱王稱霸，遂率兩千余騎省軍迅速收復特納格爾城。年輕氣盛的“尕司令”馬仲英當然不服新任的新疆督辦，盛馬大戰(zhàn)在阜康縣滋泥泉子一帶展開。
大戰(zhàn)持續(xù)了8小時，以馬軍潰退而終結(jié)。入疆之初，盛世才被金樹仁任命為軍官學校戰(zhàn)術(shù)總教官、東路剿匪總指揮，他屢戰(zhàn)屢勝，顯示了其軍事才能。這樣一個懂軍事的執(zhí)政者，在日軍瘋狂轟炸蘭州時，應該不會讓各地自毀其城的。
我從關于蘭州的史料中查詢到，日軍1937年11月派7架飛機轟炸蘭州后，發(fā)現(xiàn)這個輸送蘇聯(lián)援華物資的大通道仍在發(fā)揮作用，便于1939年至1941年間集結(jié)更多的轟炸機威脅蘭州城。有時一天出動飛機上百架次，投彈千余枚，炸毀數(shù)千間房屋。盛世才在日本陸軍大學留過學，不會不知道一座小小的縣城面對成群轟炸機將是什么命運。
“盛世才作為新疆督辦，肯定會要求各地加強防空、減少傷亡，而阜康縣官拆除城樓沒有必要，也可能是做給上面看。要知道，城樓拆除了，還有厚實綿長的城墻，城內(nèi)還有密集的民房、商鋪，沒有城樓，轟炸機就找不到目標了嗎？”周建南分析。他認為，特納格爾城破與時代變革、人口增長關系密切，民國后期，有限的城池容納不下越來越多的居民和商業(yè)、手工業(yè)者，很多人到城外定居，城池成為一種虛設甚至羈絆。
上世紀80年代初，周建南剛到阜康時，特納格爾城城墻還很壯觀，他走在上面感覺像條大路。建房取土的人太多，等它萎縮成現(xiàn)代化城市一截土埂、阜康文化旅游一處古跡時，人們才驀然發(fā)現(xiàn)，它離去的背影太遠了。 “運”是左宗棠帶來的？阜康市鄉(xiāng)村名稱中，涌現(xiàn)出“工”、“運”、“梁”、“臺”、“溝”、“坑”等諸多名詞，除了“運”外，其它名詞廣泛用于北疆尤其是烏昌地區(qū)，唯獨這個“運”字，在別的地方很少見到，且讓人費解。
阜康“運”地，集中在九運街鎮(zhèn)，鎮(zhèn)上有五運、六運、七運、八運、九運、十運為序列的村名。我第一次到九運街鎮(zhèn)時，請教當?shù)馗刹考稗r(nóng)民，他們大多搖搖頭不知所以然，有人解釋：“你看到各村村口的水渠了吧？古人將人工開挖的水道稱為運河，水渠多了為便于區(qū)別，給編了序號。”
后來，我在詞典上看到這樣的解釋，運河是用以溝通地區(qū)或水域間水運的人工水道，六“運”諸村的小毛渠，顯然以此解釋不通。另外，不少水渠為解放后修建，老人們怎么說他們從小就有這些地名了呢？
周建南為此也傷了不少腦筋，他得出的一個結(jié)論應該說八九不離十。他說，光緒初年，左宗棠來新疆平叛阿古柏，在九運街一帶屯過兵，西征軍基本上為湘軍，按湖南方言，將士們將“營”說成了“運”的音，當?shù)乩习傩找哺Q呼，久而久之形成固定的地名。
將古時軍隊建制用于地名，全國比比皆是，內(nèi)蒙古的“旗”、新疆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的“牛錄”、湖南的“營”,都是不同民族的軍隊建制名稱。一般情況下，征討的軍隊駐扎在荒郊野外，這里本身沒有確切地名，軍隊移走后，地名留下了。
31歲的劉錦棠是湖南湘鄉(xiāng)人，從15歲投入湘軍起已身經(jīng)百戰(zhàn)。左宗棠在慈禧面前力陳收復新疆時，劉錦棠已帶領湘軍在涼州（今甘肅武威）一帶整軍備戰(zhàn)，將55營老湘軍精簡為25營。因針對新疆的敵情和地理氣候訓練一年有余，湘軍進軍新疆節(jié)節(jié)勝利，劉錦棠陳兵阜康城郊九運街一帶，這里有充足的給養(yǎng)、進退自如的優(yōu)勢。
從1876年7月到次年南下，屯駐在九運街一帶的湘軍給后人留下了一個個帶有“運”字的符號。被稱為“飛將軍”的劉錦棠一路進軍，一路經(jīng)營，他派幕僚劉銓任阜康知縣，重建縣衙，恢復屯墾，劉銓也是湘人，六“運”叫法當然順利沿襲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