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追求的一種最高理想境界。“立德”和“立言”于曾國藩而言，以他的個人努力及發(fā)展情形來看，這些似乎都不在話下。唯有“立功”一項，只有幫助清廷剿滅太平天國起義，曾國藩才有可能做到集治身、治學、治家、治世、治政、治軍于一身，從而達到為師、為將、為相的所謂“完人”。

　　從某種角度與意義而言，是太平天國起義“成全”了曾國藩。

　　一

　　歷史往往有著許多的機緣巧合。咸豐二年（1852年）六月，曾國藩被朝廷派往江西擔任鄉(xiāng)試主考官，并獲準考試結(jié)束后可回鄉(xiāng)探親。當他行至安徽太和縣小池驛時，接到了母親江氏已于一個多月前去世的消息。清廷強調(diào)“以孝治天下”，要求官民“移孝作忠”。于是，回鄉(xiāng)守制壓倒朝廷公務(wù)，曾國藩立即換服奔喪，由九江改道西上。行至武漢，得知太平軍正猛攻長沙，他便從岳州（今湖南岳陽）上船改走旱路，取道湘陰、寧鄉(xiāng)，經(jīng)過近一個月的旅途顛簸勞頓，好不容易回到故鄉(xiāng)白楊坪。這段非同尋常的奔喪經(jīng)歷，使得長期處于和平環(huán)境中的曾國藩對戰(zhàn)亂有了親身感受，對太平軍的排斥異教、搗毀孔廟、焚燒書籍等文化虛無主義產(chǎn)生了切膚之痛。

　　就在曾國藩回籍守制的短短幾個月之內(nèi)，太平軍勢力迅速擴大，兵鋒所指，各地清軍或一觸即潰，或望風而逃。他們占岳州、取武昌、下南京，攻城略地，如入無人之境，大有席卷全國之勢。朝野一片驚慌，咸豐帝清醒地認識到，清廷所倚重的國防力量——八旗、綠營，早已不堪平叛重任，不得不加強興辦民間團練的力度。所謂團練，又稱鄉(xiāng)兵、練勇、鄉(xiāng)團、民壯等，是地方鄉(xiāng)紳自行籌辦的臨時性武裝組織。作為正規(guī)武裝的一種補充，團練負有守衛(wèi)家鄉(xiāng)故土之責。

　　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丁憂在家的曾國藩接到一份清廷讓其幫辦湖南團練的諭旨。作為一名科舉制度的受益者、清廷器重的政府官員，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恢復封建道德倫理秩序，是他的職責與義務(wù)所在。然而，作為一介書生，要他馬上轉(zhuǎn)換身份帶領(lǐng)一群以農(nóng)為業(yè)的普通鄉(xiāng)民，與清廷正規(guī)軍都難以對付的太平軍拼搏，其結(jié)果只要稍稍想想，就會讓人心驚膽戰(zhàn)。于是，曾國藩寫了一份奏疏準備請辭諭旨。

　　沒想到奏疏正待發(fā)出之時，好友郭嵩燾受湖南巡撫張亮基委托，從省城長沙匆匆趕赴曾家，力勸曾國藩出山：“今不乘時而出，拘于古禮，何益于君父？且墨绖從戎，古之制也。”曾國藩“本有澄清天下之志”，郭嵩燾的一番話也對他觸動很大，但奏疏已擬，礙于面子，一時難以改變主意。郭嵩燾見他猶豫不決，又搬動其父曾麟書出面勸說。如此一來，曾國潘心頭的所有疑慮渙然冰釋——既可保全桑梓，又屬遵循父命，可謂忠孝兩全也。

　　中國近代歷史的洶涌河流，也因曾國藩這一人生的重大轉(zhuǎn)折，拐了一個大彎。

　　曾國藩在京任官13年，不僅“飽更世故”，且視野自比一般人更為開闊，謀略也高于當時的普通政客。出任湖南團練大臣后，他認為必須對團練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將過去不離家園、不離生產(chǎn)、不食于官的地主武裝改編為離開故園、脫離生產(chǎn)、“糧餉取諸公家”的職業(yè)兵，才有可能收到與太平軍一決雌雄的效果。在巡撫張亮基的支持下，曾國藩將湖南各地的團練齊聚長沙，改為官勇，統(tǒng)一管理，完成了“募勇成軍”的第一步設(shè)想。

　　第二步，便是“練勇為兵”，將倉促召集在一起的農(nóng)民，練成一支真正的能打硬仗的軍隊。他認為一支軍隊是否具有戰(zhàn)斗力，將領(lǐng)的選任至關(guān)重要：“今日將欲滅賊，必先諸將一心，萬眾一氣而后可以言戰(zhàn)。”他規(guī)定的選將制度十分嚴格，將“忠義血性”放在第一位，然后是“廉明為用，簡默樸實，智略才識，堅韌耐勞”。為此，曾國藩一反古代兵家論將、選將之法，大量提拔書生為將。湘軍將領(lǐng)中，有名有姓可以考證的書生出身者占58%。在紀律方面，曾國藩下決心改變過去“兵不如匪”的形象，強調(diào)義理教育，嚴肅軍紀，并親自創(chuàng)作了一首白話詩體的《愛民歌》：“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百姓被賊吃了苦，全靠官兵來做主。第一扎營不貪懶，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拆民房搬磚頭，莫踹禾苗壞田產(chǎn)。莫打民間鴨和雞，莫借民間鍋和碗。莫派民伕來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館……”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