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7月19日，曾國藩率軍攻入天京，失去控制的湘軍士兵為報久困城下、死傷慘重之仇，他們逢人便殺，遇財就搶，見屋即燒。與清朝整整對峙長達11年之久的太平天國心臟之所在，就這樣成為湘軍的一處發(fā)泄之地。

　　天京陷落，也就意味著剿滅太平天國的目的業(yè)已實現(xiàn)，曾國藩的“事功”也由此而達至峰巔。本該揚眉吐氣、高興陶醉的他，卻面臨著一連串新的操持、疑懼、憂心、困惑與煩惱。

　　攻克天京，原以為清廷會加功封賞，而實際上曾國藩得到的卻是接二連三的嚴責(zé)與警告。如果說口頭的或書面的指責(zé)尚能忍受，那么軍事上的防范之舉，曾國藩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就在湘軍合圍天京之時，清廷以種種借口調(diào)動其他軍事力量，在長江中下游屯兵布防。清廷意圖昭然若揭，針對的已不是太平軍，而是對清王朝忠心耿耿的曾國藩了。一旦湘軍輕舉妄動，就會遭致其他清軍圍攻。不僅如此，清廷還暗中支持左宗棠的左系湘軍脫離曾國藩，與其分庭抗禮，以收內(nèi)部瓦解之功。

　　“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歷史常以驚人的相似重復(fù)上演過去的一幕幕悲喜劇，達到事業(yè)頂峰的曾國藩同樣不得不面臨中國古代歷史的盲點與困局。

　　擺在他面前的道路無非三條：一是起兵反叛清朝，問鼎中原；二是保持實力，維持現(xiàn)狀；三是裁撤湘軍，自剪羽翼，以明心志。

　　此時的曾國藩如若反戈一擊，只要他打出“驅(qū)除韃虜、恢復(fù)漢人江山”的旗號，草擬一封類似于《討粵匪檄》的《討滿清檄》，振臂一呼，必能起到豪杰景從、天下歸心之效。

　　這天晚上，剛審?fù)瓯环睦钚愠蛇M入臥室休息，就有30多名湘軍將領(lǐng)集于前廳“逼宮”，要求曾國藩接見表態(tài)，打到北京奪下“鳥位”。他良久不語，后命人取來筆墨，寫下一副對聯(lián)：“倚天照海花無數(shù)，流水高山心自知。”就在眾人呈出咋舌、嘆息、搖頭、頷首、呆然等各種表情之時，曾國藩早已擲筆而去。

要說龍袍加身對他沒有半點兒誘惑，肯定是一句假話。受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國人內(nèi)心深處都有著濃厚的帝王思想，只是有人表現(xiàn)得十分強烈，有人沉隱于潛意識之中。一生謹小慎微、臨事如履薄冰的曾國藩，不得不猶豫再三、權(quán)衡不已。當初出山的目的是什么？難道僅僅在于為清廷效命打江山？否，他是要恢復(fù)中華傳統(tǒng)文化，也就是2000年來一以貫之的儒家主流思想。但作為理學(xué)家的他，曾以要挾咸豐帝并伸手要官要權(quán)而遭致多方攻詰，如果再行起兵，不更將自己推向不忠不義、虛假偽善的境地嗎？曾國藩當初出山想得最多的，是為道義而戰(zhàn)，為使命獻身，沒想到還真的修成了正果。

　　曾國藩以一個道學(xué)家的身份處事，似乎顯得枯燥古板、面目可憎、索然無味，但他也有幽默生動、妙趣橫生、精彩紛呈的一面，特別是有著一股內(nèi)在的人格魅力。李秀成被俘后，面對著嚴刑拷打、威逼利誘，始終堅貞不屈，算得上一條錚錚漢子。可曾國藩一來，情形就急轉(zhuǎn)直下了，他不僅每天撰寫被人譏稱為投降書的《自述》，還向曾國藩表明心跡，愿收羅30多萬太平天國余部，聽命于曾國藩，為他反滿復(fù)漢當皇帝效犬馬之勞。

　　然而，曾國藩放棄了這個中國近代史上可能會改朝換代的機會！

　　如果從宿命論的角度來言，這便是華夏民族的劫數(shù)——所謂在劫難逃也。

　　當然，如果曾國藩推翻了清王朝，那他也就不是歷史上的曾國藩，也不是我們今天所知道、認識、評說的曾國藩了。

　　曾國藩最終采取的策略，連保存實力的意圖也沒有，而是大刀闊斧地自剪羽翼。以他的本意，原想將湘軍全部裁撤掉，后經(jīng)人勸諫提醒，才保留了約兩萬嫡系精英，一則北方捻軍正盛，湘軍還有可用之處；二則只有以實力作后盾，才能真正保住自己的利益地位不受侵犯、身家性命免遭傷害。

　　擁有重兵之人，要么問鼎皇權(quán)王位，要么被人打敗擊潰，像曾國藩這樣主動裁剪、自行解散，自古以來還比較少見。那些因他而起的后代軍閥，由湘軍分出的淮軍，由淮軍領(lǐng)袖李鴻章而栽培的袁世凱練出的新軍，由新軍而分化出的一大幫大大小小的北洋軍閥，真可謂每況愈下，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北洋時期，各路軍閥為了一己之利相互混戰(zhàn)，給中華大地帶來的深重災(zāi)難，真是罄竹難書。這是“始作俑者”的曾國藩所沒有料到的，同時也更加反襯出他的高風(fēng)亮節(jié)與不同凡響。 (責(zé)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