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遠見卓識，還在于他初創(chuàng)陸師之后，又大力籌辦水師。清廷固然也有水師，但久已廢弛，根本不能進行任何水戰(zhàn)。太平軍在益陽、岳州獲得大批民船后，便建立起一支強大的太平軍水營。定都南京后，則完全控制了千里長江的水營權。有鑒于此，曾國藩認識到非創(chuàng)辦一支力量強大的水師不可?？伤粺o資金、二無技術、三無人才，真是傷透了腦筋。而沒有水師，要想與太平軍爭雄，不過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話而已。最終，曾國藩硬是憑著一股韌勁，一步步頑強地施行自己的計劃：先是購買釣鉤之類的民船進行改造；后奏請到一筆四萬兩的餉銀設立制造總廠，自造戰(zhàn)船；然后花重金從廣東購置大批洋炮，最終建立起一支擁有大小戰(zhàn)船361艘、大小火炮470門、在技術與裝備上大大超過太平軍的內河水師，真可謂“赤地立軍，別開生面”。

　　二

　　作為一名從未經歷戰(zhàn)陣的書生，曾國藩自出山第一天起，就已作好不計成敗得失、不顧安危禍福、拋卻身家性命的準備。正如他在給江忠源（湘軍初期統(tǒng)帥）的一封信中所言：“大局糜爛至此，不欲復執(zhí)守制不出之初心，能盡一份力必須拼命效此一分，成敗利鈍，付之不問。”

　　在征剿太平天國的歷次戰(zhàn)陣中，曾國藩兩次自殺，多次留下遺囑，隨時作好自殺效命的思想準備，真可謂提著腦袋“干革命”。正是這種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影響了后代無數熱血青年。

　　1860年6月，曾國藩奉命以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在決定駐守地時，他從展開的地圖上一眼便看中了群山環(huán)繞的安徽祁門。他認為祁門東連浙江，南達江西，既可有效地節(jié)制兩江屬下的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四省，周圍又有天然大山屏蔽，是一個理想的軍營駐扎之地。及至實地勘察，卻發(fā)現情況并非如此。祁門地勢形如釜底，僅一條官馬大道、一條蜿蜒小徑、一條極窄的小河與外界相通，如果這三條出路被切斷，祁門便是一處兵家所稱的絕地。曾國藩后悔不該匆匆作出駐扎祁門的決定，可奏折已上報朝廷，只有硬著頭皮暫且住下。

　　幕僚們則紛紛勸說他及時離開祁門，另尋合適之地。正在這時，上諭已經到達，曾國藩認為隨意更改決策會給自己的剛剛接任造成極其不利的負面影響，于是便一意孤行，沒有采納幕僚的建議，并對再三勸諫的李鴻章厲聲斥責不已。

　　戰(zhàn)事瞬息萬變，不久，曾國藩的祁門大營便遭到了太平軍威脅，兩度陷入險境。1860年11月30日，李秀成部將劉官芳率大軍攻入安徽黟縣羊棧嶺，離祁門大營僅60華里。而曾國藩身邊只有3000士卒可用，他已寫好遺囑，準備隨時戰(zhàn)死疆場。幸而李秀成的目標并非進攻祁門大營，只是借道羊棧嶺而已。

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后，同僚及部下都勸他放手大干，盡快進軍東南，而他則堅持將進攻重點放在安慶。他認為只有拔掉安慶這顆“釘子”，才能以上制下，反客為主，掌握兩軍對壘的戰(zhàn)爭主動權，最終達到圍攻天京（即南京），徹底消滅太平天國的目的。為了實現自己的戰(zhàn)略構想，曾國藩緊緊圍住安慶不放。太平軍為解安慶之圍，先是直接救援，結果被湘軍擊退，而后又施行“圍魏救趙”的軍事行動，陳玉成與李秀成同時進軍湖北。即使在武昌危如累卵的情形下，曾國藩也不為之所動，不肯撤安慶之圍增援。面對曾國藩如此堅韌而強勁的“定力”，盡管安慶城內的太平軍將士苦苦堅守，洪秀全、李秀成、陳玉成等太平天國高層領導人也多次設法營救，但歷經兩年之久的安慶戰(zhàn)役終以太平軍的徹底失敗而告結束。

　　安慶陷落，太平天國都城天京的最后一道堅固屏障被清除。千里長江門戶洞開，曾國藩完全掌握了進攻太平天國的戰(zhàn)略主動權，湘軍揮師東下、圍困天京、剿滅太平天國不過是遲早的事情罷了。

　　三

　　1861年8月21日，咸豐帝病逝，年僅6歲的載淳繼承皇位。兩宮皇太后與恭親王奕訢聯手發(fā)動宮廷政變，清除以肅順為首的“贊襄政務大臣”集團。兩宮垂簾聽政后，慈禧一改咸豐帝慎用漢族將領的成規(guī)，上臺僅12天，就任命曾國藩統(tǒng)轄蘇、皖、贛、浙軍務，四省所有巡撫、提督、總兵以下各官，均歸其節(jié)制。兩個月后，又加賞他協(xié)辦大學士銜。

　　位居人臣之極，曾國藩驚喜之余，更多的是疑慮與擔憂。“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身居高位，他沒有半點自傲自大，反比過去更加勤勉謹慎，唯恐無意間招致禍患。他的擔憂并非沒有道理，當時就有不少權臣向慈禧進言：“楚軍遍天下，曾國藩權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勢。”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