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時，靈武雖非歸義軍轄境，但在張議潮經(jīng)營涼州的宏圖中，卻將靈武與涼州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S.6342《奏表》云：“今若廢涼州一境，則自靈武西去，盡為毳帚（幕）所居”。如果廢棄了涼州，那么自靈武以西的廣大地區(qū)全為蕃族所有，且諸蕃“隔勒往來，累詢北人”，中西交通自然斷絕。換言之，為保靈武西逾河西道路暢通，必須全力經(jīng)營涼州。言詞之中透露出靈武西逾涼州道路的重要。因此，歸義軍經(jīng)營涼州，實是其復通靈州道的一種努力與嘗試。據(jù)此推測，靈州西抵涼州道路的暢通，當在咸通四年（863）左右（注：關于文書S.6342 《奏表》的斷代，榮新江定為咸通四年（863）以后， 從表文反映的史實來看，靈州—涼州道的復通當在此時。見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158—159頁。）。
《通鑒》卷252乾符元年（874）：“初回鶻屢求冊命，詔遣冊立使郗宗莒詣其國，會回鶻為吐谷渾、嗢末所破,逃遁不知所之，詔宗莒以玉冊、國信授靈鹽節(jié)度使唐弘夫掌之，還京師”。此處之回鶻,孫楷第言為河西界回鶻（注：孫楷第《敦煌寫本張淮深變文跋》，載蘭州大學歷史系編《敦煌學文選》，1983年，205—230頁。），日本學者森安孝夫比定為漠北回鶻進入河西走廊之散眾之一，其據(jù)地當在額濟納河流域（注：前揭森安孝夫文第306頁。）。吐渾、嗢末均為河西勁族，主要活動在甘、涼一帶，尤以涼州為最。由于河西創(chuàng)復后蕃渾羌龍嗢末回鶻并存的局面一直存在，靈州西逾河西（涼、甘）的道路并不安全。
綜上所述，靈州道的復通經(jīng)歷了一個比較復雜的歷史過程。首先，大中年間的使者繞道漠北，循回鶻舊路或由甘州北趨居延海，“東北走天德軍”，然后南下靈州而至長安。究其實質而言，這條從沙州穿大漠經(jīng)居延綠洲而達河套平原路線，仍是古代居延道路的繼續(xù)。其次，甘州收復后唐與西域（安西）的遣使往來，基本上沿著靈州—甘州道而進行。最后，涼州的光復，唐與歸義軍對涼州的經(jīng)營及雙方在涼州的頻繁聯(lián)系和交往，促成了靈州—涼州道的暢通。當然,由于河西蕃渾雜居,羌龍嗢末回鶻各據(jù)一地，稱雄一時，靈州道并不安全，使節(jié)與商旅受阻的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
靈州道一旦復通，即成為絲路貿易和中西交通的主要干線。此后，凡使節(jié)之往來，商旅之出入，軍事之進出，民族之流徙，佛教之流傳，均沿這條道路而層層生發(fā)，向外擴展，從而對晚唐五代宋初的歷史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 靈州道的大致走向
敦煌石室文書，直接或間接地記載或涉及到靈州道的文書有P.2748、P.3547、S.2589、S.367、P.4660、P.2945、P.529、P.2992、P.3913、P.383等。另外，敦煌非漢文文書特別是鋼和泰藏卷和敦煌于闐文書P.2741、Ch.00296、P.2790、P.2958對于我們探究靈州西逾河西道路及其部族提供了可資征引的資料（注：黃盛璋《敦煌于闐文P.2741、Ch.00296，P.2790號文書疏證》，載《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黃盛璋《和田塞語七件文書考釋》，載《新疆社會科學》1983年第3期。）。而且，敦煌石室文書中還保存了許多涉及中原地區(qū)如朔方、河東、洛陽、河北、鄴都等地的有關文范、書儀、表本、游記等等。盡管這些記載因大多散見于有關殘卷斷片中而不太完整，不成系統(tǒng)，但結合傳世史籍及有關地理志書，對于這些散亂的資料進行細心的梳理、考證，從中亦能勾稽出唐宋時期靈州道的大致走向。
就敦煌文書所見，晚唐五代宋初，靈州西逾河西通達西域的道路大體有二：即靈州——涼州道和靈州——甘州道。在此，筆者僅就靈州——涼州道進行重點討論。
咸通八年（867），張議潮先身入質，“束身歸闕”。關于其入京路線，P.3281《押衙馬通達狀稿》有相關記載（注：《釋錄》第四輯，第375頁。）。其文曰：
“右通達自小伏事司空，微薄文字并是司空教視訓獎及賜言誓。先隨司空到京，遣教涼州卻送家累，擬欲入京，便被盧尚書勒隔不放。后尚書死，擬隨慕容神讓入京，又被涼州麹中丞約勒不達，愚思其甘，伏緣大夫共同司空一般，賊寇之中潘死遠投那井，只欲伏事大夫盡其忠節(jié)，近被閻中丞變有攪亂，擬將瓜州驅口差猖，且先不曾說他關連，例亦不合得管，通達若填鎮(zhèn)瓜州，實將有屈。昨聞司空出來，通達口承匍匐，到靈州已來迎候司空，卻歸使主。伏望大夫仁明詳察，乞放瓜州，伏聽處分”。
文中“司空”確指張議潮無疑。據(jù)《張淮深碑》記碑，咸通八年（867），張議潮應召親入長安，官授左神武統(tǒng)軍兼司徙，河西軍務悉委侄男淮深管理。“盧尚書”與“涼州麹中丞”二人不明，存疑待考。唯《奏表》中有“麹長申”一人，或可比定為麹中丞。“閻中丞”，鄭炳林以為即幫助張議潮收復河隴的元戎大將閻英達，其卒年應在870—880年間（注：鄭炳林《敦煌碑銘贊輯釋》，第160—165頁。）。文中“大夫”應指張淮深。據(jù)榮新江研究，咸通八年（867 ）張議潮入京后，唐加授淮深御史中丞銜，隨后張淮深自稱節(jié)度留后、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十三年（872 ）張議潮卒后張淮深自稱河西節(jié)度使兼戶部尚書（注：榮新江《沙州歸義軍歷任節(jié)度使稱號研究》（修訂稿），載《敦煌學》第19輯，1992。）。據(jù)此，我們認為，本件文書當年作于867—870年間。文中所記通達兩次擬欲入京，先后在涼州被“盧尚書”與“麹中丞”隔勒不放一事，并結合“通達口承匍匐，到靈州已來迎侯司空”來判斷，張議潮及押衙馬通達，正循沙州——涼州——靈州——長安一線而入京。
在歸義軍歷史上，張淮深遣使入京求授旌節(jié)是張氏歸義軍政權中的一項重大政治事件?，F(xiàn)在，讓我們探討一下張淮深求授旌節(jié)的使者所走的路線。P.3547《唐乾符四、五年（877—878）歸義軍上都進奏院狀》載（注：《釋靈》第四輯，第367—369頁。）：
“上都進奏院狀上，當?shù)蕾R正專使押衙陰信均等，押進奏表函一封，玉一團，羊角一角，漦牛尾一角，十二月廿七日晚到院，廿九日進奏訖。謹具專使上下共廿九人，到院安下及于靈州勒住數(shù)人，分析如后：一十三人到院安下：押衙陰信均、張懷普、張懷德……一十六人靈州勒?。貉们氨R使楊再晟，十將段英賢……正月廿五日，召于殿對設訖，并不赴時，及在靈州勒住軍將、長行等賜分物錦綵銀器衣等（后略）”。 (責任編輯：陳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