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朝廷律令。如永徽令(S.1880、S.3375、S.11446、P.4634號)，武周時的唐律寫本(P.3608+P.3252號)，神龍散頒刑部格(P.3078+S.4673號)，開元律疏(北圖·河17號)，開元公式令(P.2819號)，開元戶部格S.1344、北圖·周69號)，開元水部式(P.2507號)，天寶令式表寫本(P.2504號)等。

　　石室所藏初盛唐君臣撰述類典籍，內容主旨大抵是以儒家仁政理念與忠孝思想昭示君臣，這樣的撰述宗旨于《高宗天訓》《治道集》《帝王略論》《九諫書》等，均甚鮮明。庋藏初盛唐朝頒律令一類，則推重其法律與秩序的象征含意。在二三百年漫長歲月中，敦煌僧俗人士始終珍藏著這些初盛唐時代的典籍，不僅具有重要的文化典藏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人文精神內涵。置身于擾攘多難的晚唐五代，敦煌人心目中的初盛唐是偉大的時代，是喚起人們崇敬與仰慕的時代。倡揚仁政理念和忠孝思想、象征法律與秩序的初盛唐典籍，也就被敦煌人們視作盛世之遺范，世代傳承珍藏。它們的象征意義已然超乎寫本之外。

　　《新唐書·吐蕃上》記載，唐太宗貞觀年間，吐蕃“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創(chuàng)開中夏與吐蕃文化交流的歷史。如前所述，藏文本《春秋后語》寫卷與近十件此書的漢文殘卷、藏文本《孔子項托相問書》寫卷與15件此書的漢文殘卷，一起重現(xiàn)敦煌石室，昭示如下可能，即在公元8至9世紀的蕃占時期，敦煌可能設有譯場，延專人從事漢籍藏譯的文化傳播事業(yè)，寫下漢藏文化交流的新篇章。潘重現(xiàn)《簡談幾個敦煌寫本儒家經(jīng)典》一文，又有這樣的目擊記述：

　　我在巴黎國家圖書館讀伯三四○二號敦煌《論語集解》殘卷，正文行間夾有藏文，如“子在回何敢死”側有藏文署名;“愿為小相焉”側有藏文虎年紀年。可見這個卷子是吐蕃人的讀本。又伯三七○五號《論語集解》卷第四殘卷，卷紙背有涂鴉云：“中和二年(882)十二月學生蘇師子、蘇賢子”，又有漫畫及藏文。伯二六六三《論語集解》殘卷，卷末有藏文數(shù)字，并有涂鴉云：“丑年三月勝六日學〔生〕吳良義。”這類卷子可能是漢人讀《論語》，同時也學習藏文的證據(jù)。

　　對寫卷細致入微的觀察，再現(xiàn)了蕃占時期以迄唐末，居住敦煌一帶的吐蕃人修習中原儒經(jīng)、西陲漢人則熱心學習藏文的生動情景。前文還曾說到公元十世紀的高昌，可能設有回鶻譯場，翻譯家僧古薩里在此將漢籍《唐三藏法師傳》和《金光明經(jīng)》等譯為回鶻文。凡此從中可見，在中古后期西陲的敦煌高昌諸重鎮(zhèn)，漢文化與藏文化、漢文化與回鶻文化的融匯交流相當密切。

　　敦煌寫本中還發(fā)現(xiàn)印度古代史詩《羅摩衍那》的古藏文譯述本(S.T.737，P.T.981、983號)[66] 。這是現(xiàn)今所知該史詩最早的外文譯本。這部印度史詩的藏文本何時譯于何地不詳。它有可能完成于設在吐蕃本土或吐蕃占領的中夏西部地區(qū)某譯場中。若然，則古代藏族是最早引進、譯介古印度史詩的華夏民族。周一良曾詳考P.2129號俗講故事源流，指出該卷“不謹口舌”的烏龜故事，始見于印度《五卷書》(公元前二世紀)，再見于印度佛教律藏，后見于三國·康僧會譯《舊雜譬喻經(jīng)下》、劉宋·佛陀什、竺道生譯《五分律》、唐·義凈譯《毗奈耶》，以后敷演為俗講文;此故事又自印度西向傳播，公元6世紀譯為波斯文、敘利亞文，8世紀譯為阿拉伯文，8世紀以后譯為希臘文、希伯來文、西班牙文，20世紀譯為法文[67]。左景權則詳考《佛說生經(jīng)》卷一《甥舅經(jīng)》(P.2965號)所述印度故事“舅甥竊庫”流傳的來龍去脈：東向傳至中國、日本;西向傳至埃及、希臘[68]。周、左二氏的精湛考證雖僅涉兩則古印度故事，卻有著廣闊的學術視野。二文揭示中古時期以印度故事為媒介，在南亞至東亞、南亞至西亞南歐的廣闊地域，已然確立了彼此之間內在的文化聯(lián)系和精神契合。中國和域外文化融匯的這一情景，越發(fā)顯示出中古時期的敦煌，在古代歐亞文化交會舞臺上的重要地位。

　　[1] 陳鐵凡《三近堂讀經(jīng)札記》為213卷，《敦煌學》第一輯，1974年。

　　[2] 敦煌文獻中由僧俗日常生活里累積下的大批實用文書，如籍帳、契約、入破歷、社邑文書、寺院行政文書等，屬于史部，因不是本書研究的對象，未予計入。

　　[3] 吐魯番出土文書《唐寶應元年(762)建午月4日西州使衙榜》(七三TAM五O九：八/二六a)，揭示唐代解除寺院賤口依附關系的進程，在唐肅宗時擴展到西陲地區(qū)。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