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時期，中外多種宗教在敦煌等西陲地區(qū)共存共榮，是世界古代歷史上僅見的現(xiàn)象。說這里有多元的宗教文化生態(tài)，不僅是指當時世界幾大宗教(佛教、道教、景教、火祅教、摩尼教)的經(jīng)典都見于敦煌文書，尤其是當時西域各宗教在敦煌等地都置有祠寺為弘教據(jù)點，有的還在當?shù)匚辗ㄍ健Ｓ行┒鼗途碜?，還從不同的角度，反映唐代中后期西北地區(qū)多民族宗教生活及雜信仰的一些有趣事相。如藏文卷子《苯教喪葬儀軌》(P.T.239號)之“靈魂回向文”，出現(xiàn)“地獄”、“餓鬼趣”、“畜牲趣”、“人趣”、“天趣”、“無量宮”等佛教名詞;“溫洛回向文”曰：“依止三寶，發(fā)善惡，念善神咒。……戰(zhàn)勝閻王的魔鬼及三界中的一切敵人。”同佛教原文已經(jīng)沒有什么區(qū)別[39]。可知公元8世紀以后，佛教經(jīng)義已滲入吐蕃古老的苯教儀軌，苯教喪葬儀軌進入佛教化過程。陳寅恪指出，敦煌本漢文《金光明經(jīng)》，以及《金光明經(jīng)》西夏文譯本、畏兀吾文譯本、吐蕃文譯本等，在本經(jīng)之首均冠以《冥報傳》。陳氏揭示說：“斯蓋當時風尚，取果報故事與本經(jīng)有關(guān)者編列于經(jīng)文之前，以為流通之助。”[40]借相關(guān)的果報故事推動《金光明經(jīng)》流通的做法，或起始于漢地釋門，吐蕃、回鶻、西夏各族釋門隨后從而效之。這個事實透露中古華夏西北各族的佛教信眾們，相信業(yè)緣果報的心理是相同的。

　　又如《唐朝年代紀》殘卷(S. 2506號)存開元九年至天寶十三載(721—744)間大事，并在每年之下紀甲子名及所屬五行。這樣的體例寫法不見于編年體史籍。王國維揭其為“術(shù)數(shù)之家”所編，“蓋占家所用歷，以驗禍福者，非史家編年書也”[41]。敦煌《靈棋卜法》殘卷(P.3782號)記載“二上三中二下”卦象占辭：“上下俱安，心不生奸。坦然無憂，勿信流言。”黃正建據(jù)四庫全書本《靈棋經(jīng)》，揭其乃唐人李遠由長安赴閩至泗川，向術(shù)士李安問卜得此卦辭[42]。宋開寶七年(974)《批命書》殘卷(P.4071號)署曰：“靈州大都督府白衣術(shù)士康遵課。”卷尾稱：“上有廿八宿十一曜行度，十二衹神、九宮八卦、十二分野，總在其中。”饒宗頤揭白衣術(shù)士康遵當出自撒馬爾罕的康居國，宋初寓居靈州都督府中，都督衙門安置他為人批命?？底癖憷谩俄菜菇?jīng)》之十一曜為人推算本命、批流年。十一曜被用于祿命，可知舊天文學與術(shù)數(shù)分不開[43]。以上三個殘卷揭示唐宋之際，舉凡世間人事、靈棋卦象、十一曜天象等，俱可用以占卜禍福，顯示民間祿命類雜信仰，方法趨于多樣。

　　敦煌丁部籍對于中古文學史研究助益甚多。其犖犖大者可舉三端：(1)章回小說及彈詞源頭浮現(xiàn);(2)唐代通俗詩一脈的源頭浮現(xiàn);(3)詞(長短句)起源之厘清。

　　敦煌寫本《佛曲三種》之二《維摩詰經(jīng)文殊問疾品演義》(羅振玉藏見《敦煌零拾》)，文體仿效佛經(jīng)之長行間以偈頌，為散文與詩歌互用。溯此文緣起，蓋自六朝之世《維摩詰經(jīng)》漢譯后，維摩詰居士的生動故事便得滋乳流傳民間，形成散韻相間的演義。以后傳行既久，又發(fā)生衍變：“其散文體中偶雜以詩歌者，遂成今日章回體小說，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詩歌合體者，則為今日之彈詞”;而佛典《維摩詰經(jīng)》，實為“演義小說文體原始之形式”，就文學流別而言，本經(jīng)與演義“為同類之著作”[44]。陳氏且指出，中國早期小說題材“大抵為佛教化”。近古章回體小說、近代彈詞等說唱藝術(shù)形式的源頭，由此浮現(xiàn)。

　　唐代民間盛傳的梵志詩亡佚已久。敦煌的《王梵志詩集》殘卷(P.2718、P.3266、P.2914、S.778、S.5441等號)將其五言通俗詩風重現(xiàn)于世：口語式的詩句，格言式的韻文，愛憎分明，意味雋永，瑯瑯上口，通俗易懂。它的語言音韻、題材立法以及創(chuàng)作方法、文學思想，上承《詩經(jīng)》、漢《樂府》以來的現(xiàn)實主義詩歌傳統(tǒng)，下啟元白新樂府運動以至晚唐皮日休、羅隱、杜荀鶴等人的通俗詩。初唐(王梵志創(chuàng)導)的通俗詩文學樣式，經(jīng)中唐至晚唐，發(fā)展線索一脈相承。從中清晰地顯示，元稹的“刺美見事”(《樂府古題序》)，白居易的“文章合為時而作，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等文學主張，以及“婦孺能解”的文學追求，均可見梵志詩的深刻影響，是以梵志詩的文學理念和創(chuàng)作實踐為先導的。自《詩經(jīng)·國風》篇至晚清通俗詩，在我國現(xiàn)實主義詩歌的燦爛星河中，梵志詩是座耀眼的里程碑。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