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尚書》字體的改易相比，敦煌書儀寫本所見唐中葉以后的禮俗之變，屬朝野風(fēng)尚、禮治宗法范疇，反映著社會觀念的深層次變革。敦煌書儀寫卷頗多“新集”、“新定”，如杜友晉《新定書儀鏡》(P.2619背等號)、張敖《新集諸家九族尊卑書儀》(P.3502背)、《新集兩親家接客隨月時景儀并序》(P.2042背)、《新集書儀》(P.4699)等。書儀而有“新定”、“新集”之必要，反映相關(guān)的社會禮儀已經(jīng)發(fā)生變化，要求通過“新定”、“新集”的方式修訂以前的書儀。如關(guān)于吉兇書儀，吳麗娛研究“通婚書”、“婚禮程式”發(fā)現(xiàn)，“新定”、“新集”書儀反映的婚禮儀俗，“以體現(xiàn)唐代北方民俗為主”;尤其“唐后期書儀反映民俗的地方色彩更重”，“在婚姻禮制方面，以俗代禮的情況越來越多”。“以俗代禮”，成為中晚唐社會禮俗變化的趨勢和特征。吳麗娛還指出：“愈到唐代晚期，吉兇書儀內(nèi)屬于官員往來文范者愈多”，“官牘文范的增加，與朝廷禮制和內(nèi)外族之吉兇儀目的相對減少、簡化，說明唐初重家族禮儀的社會生活，和以朝廷為中心的政治生活，到唐后期已經(jīng)愈來愈向官場為中心轉(zhuǎn)化。”這也是唐后期產(chǎn)生表狀箋啟書儀的緣由(參見本書《書儀章》)。書儀編訂者正是有鑒于此，便自然而然地將中晚唐民間禮俗、官場酬酢等社會交往領(lǐng)域里發(fā)生的種種漸進式變革，通過“新定”、“新集”的方式反映了出來。“新定”和“新集”，是書儀編訂者用文本形式記載已變化了的社會現(xiàn)實的巧妙方式。

　　透過敦煌本之史、子、集諸部典籍卷子，也可從某些側(cè)面瞥見有關(guān)唐代尤其唐中后期社會變化的種種史影，諸如門第升降之變、興衰治亂之變、地理人文之變、宗教信仰之變、文學(xué)藝術(shù)之變、醫(yī)藥科技之變等等。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中古士族制度，唐代已經(jīng)弛廢。然而崇尚門第的社會觀念，盛行四五百年之久，至唐代依然根深蒂固。李唐王朝一再重修氏族志、姓氏錄，既是對朝野盛行的門第觀念的認同，又反映皇室貶抑先朝舊族、“崇重今朝冠冕”的努力。敦煌本有氏族譜(北圖位79號)和姓氏錄(S.2052號)二殘卷。論者起初以為是貞觀氏族志殘卷、顯慶姓氏錄殘卷。毛漢光考定北京藏譜可能撰成于天寶元年至寶應(yīng)元年間(742-762)，倫敦藏譜可能撰成于元和十五年至咸通十三年間(820-872);揭示唐代自太宗始，撰修氏族譜即呈雙線發(fā)展：“一是詔修譜，二是士大夫私修譜”。毛氏更稱：“由于貞觀六年(632)是第一次以唐代政治社會大族為背景整理譜系，其后詔修譜都以此為圭臬，加以變動。這個氏族志初奏本最合士大夫意，故初奏本亦可能是若干士大夫私修譜的基準，北京藏譜即其一也”，它還保持著“氏族志初奏本的外殼”;倫敦譜可能亦是私修，但承襲關(guān)系已難考證[26]。宋·王應(yīng)麟《玉?！肪砦迨浱谱V甚多。毛氏所揭唐代民間竟相修譜之事確實存在，且中晚唐愈甚。民間修譜愈頻繁，愈可彰顯中晚唐時代由于地產(chǎn)得喪、科場進退、仕途陟黜等種種原因，導(dǎo)致朝野士人社會地位的升沉變動。中晚唐人們社會身份調(diào)整的頻率與規(guī)模，在中古時期為前所罕見。

　　安史之亂以后，河隴諸州相繼被吐蕃占領(lǐng)，許多地區(qū)與唐朝隔絕近百年之久，史籍記載河隴史事也甚疏略。P.2555號寫卷兩面為當時陷蕃文士所作詩歌的唐抄本，初經(jīng)法·戴密微(Paul Demieville)摘要校錄，再經(jīng)陳祚龍新校重訂，共58首，名為《李唐詞人陷蕃詩歌初集》[27]。這部詩集可以反映安史之亂至咸通百余年間的唐蕃關(guān)系，其詩篇尤其坦示出吐蕃治下漢族士人鮮活的心路歷程。試看如下詩句：“近來殊俗盈衢路，尚且蒿萊遍街陌。屋宇摧殘無個存，猶是唐家舊蹤跡。”“不憂儒節(jié)向戎夷，只恨更長愁寂寂。”(“晚秋羈情”)胡語充耳，胡服映目，詩人遭囚羈;斷垣殘壁，蒿萊丘墟，竟是唐家故地。“朝行傍海涯，暮行幕為家。千山空皓雪，萬里盡黃沙。戎俗途將近，知音道已賒?；卣霸茙X外，揮涕獨咨嗟。”(“至墨離海奉懷敦煌知己”)蕃兵押解，詩人西遷，過雪嶺，度流沙，隨處帳幕為家;戎夷之地日近，故鄉(xiāng)漸行漸遠，回望鄉(xiāng)邦獨自垂淚。這些詩篇是公元八九世紀西陲文士的“心史”。“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guān)山五十州。”將往昔此類邊塞詩同陷蕃詩對照誦讀，會有隔世之感，也會真切地感受到盛唐的衰落。 (責任編輯：鑫報)